中與河東不可同日而語，河東戰亂頻仍，在節帥出任掌軍械監前，民生日漸凋敝，因而軍械監給出的工錢會顯得頗高，各項發明、攻關的獎勵更可使人一夜暴富，因此河東失產失業之人競相湧入。而河中則因為戰亂甚少，局勢平穩，民間頗有餘才，百姓大多能安居樂業，自然不願放棄本行，來軍械監務工。”
他這番話，李曜基本贊同，中國老百姓雖然勤勞、溫馴、好統治，但也不得不說，在衣食無憂、生死不愁的情況下，其中大部分人都有一種不願嘗試新事物或者新工作的惰性。從某一方面上來說，這叫沉穩妥帖、不貪功冒進，而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就叫墨守成規、不思進取了。
但這一點，李曜認為很難改變，至少這不是他一時半會就能改變，甚至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改變的，所以就目前而言，他只能想辦法克服這一不利因素。
其實如果圖方便，多打仗就可以導致流民四起，但這顯然與他一貫的宗旨不符。而如果不靠戰爭，那就只能靠制度改變，再輔以一些細微的小手段潛移默化。
李曜想著想著，忽然又覺得手頭的權力不夠用，因為如果要從制度入手，提高工匠階層的社會地位、日常收入，那顯然需要中央權力，這不是一個河中節度使可以辦到的。
大唐官府手工業的管理經營，李曜穿越前瞭解很少，穿越後因為掌握軍械監，才逐漸明瞭。朝廷在手工業問題上，其行政管理系統方面，既有負責政令制定與計劃下達的尚書省工部這一中央最高政務機關，也有負責落實政令和實施計劃的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等中央事務機關，又有具體組織生產的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甲坊、弩坊等署及百工、就谷、庫谷、斜谷、太陰、伊陽、諸冶、諸鑄錢等監，還有中央和內廷的其他一些機構及地方朝廷的許多機構，上上下下構成了從中央到地方龐大的多層管理體系。
這一體系的各級機構均由朝廷官吏掌握，是大唐政治體系的重要組成方面，相比各節鎮的軍械監，它的建置更加全面，制度更加完善，上下級機構間的隸屬關係清楚，分工明確，職責具體。用後世的話來說，這就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管理體制，也是漢代以來官府手工業制度的新的發展。官府手工業由朝廷直接管理經營，政治權力支配干預生產是其最基本的特點。當然在藩鎮日漸勢大之後，這一體系基本上已經很難直接管轄到地方，如果按照後世的習慣來劃分，這中間除了行政部分之外，其餘大小作坊的實體，基本相當於後世中國的“央企”。
為何說央企？這些生產實體在管理上有龐大的行政官僚體系負其責，而經營上則以朝廷的統治為基礎，保證了官府手工業在大唐整個手工業結構中處於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民間手工業只能處於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發展形態。與門類眾多，規模龐大的官府手工業相比，處在大唐朝廷統治之下的民間手工業時常遭受盤剝，始終被限制在狹小的範圍內，以被扭曲了的形式運轉，無法正常發展，新的生產方式也難以從中產生與成長。
李曜作為後世國企的中高層管理人員，自然非常清楚“官辦”的優勢和劣勢，其實他一直是主張民用產品全部放手，政府或者說朝廷只控制一部分事關國家安全的關鍵專案的。在目前的大唐，他覺得能夠控制武器製造，以及糧食和鹽的大批調動基本就夠了，只是眼下國家處於實際上的分裂狀態，因此構想歸構想，還不能實施。
但也許是為了證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正確性，遠慮他沒辦法解決，近憂已然產生。發展必然需要人力，而河中軍械監卻招攬不到足夠的人力。那些家中養不活的孩子，其父母寧可他們去應募為兵，也不讓他們去做工匠，倒不是因為當兵的收入高過工匠，也不是因為工匠的工作危險性居然能超過士兵，而是因為工匠地位太低。
“匠籍”李曜喃喃唸了一聲，忽然抬頭問道：“若我河中廢除匠籍制度，敬詢，你看如何？”
張敬詢大吃一驚，忙道：“萬萬不可！”
李曜皺了皺眉：“為何？”
張敬詢雖然能看出李曜對這一回答的不滿，卻仍堅持道：“節帥天下名士，如何會作此想？欲為此事，只怕節帥須以一人之身，而逆朝廷以及天下士林。”
李曜心中也是一驚，暗道：“有這麼嚴重？”面上卻是不動聲色，問道：“何以見得？”
張敬詢揚眉反問道：“節帥何故故作不知？”
李曜哂然一笑：“武德九年八月，即位當月的太宗文皇帝釋出詔令，說‘通財鬻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