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根本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的革命，也就不能不反對各種以為不需要這種革命，而只靠某些方面的改良就能救中國的主張，特別是以改良的名義維護舊制度的主張。那時，共產黨人反對工業救國論、教育救國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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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指出，在當時的社會政治條件下，這種主張行不通，救不了國。但對於抱著救國願望辦工業、辦教育的人，對於暫時不能接受革命主張而熱切企望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況的人，共產黨是視為同盟者的。他們中的多數人或遲或早成為共產黨的朋友，有的甚至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以上幾點，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反封建鬥爭直至勝利。
共產黨生長在封建勢力的包圍中，它自身是否受到封建主義的壞影響呢？民主革命時，黨領導的軍隊和掌握政權的區域性地區，實行了中國軍隊和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主。
黨不斷地向自己隊伍內部的軍閥主義、官僚主義、絕對平均主義、自由主義等傾向鬥爭，這些傾向都帶有封建主義的烙印。
在黨的生活中缺乏民主，這和戰爭環境、地下工作條件有關；但黨的各級領導人往往有家長制作風，卻是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關的。在黨的指導思想發生“左”的錯誤時，黨內民主就更加缺乏，家長制和其他帶有封建烙印的傾向也更加滋長。
３０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犯了“左”的錯誤。這種錯誤的實質是否認中國革命仍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而把社會主義革命看成當前任務，於是把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可以成為同盟軍的一切力量都視為敵人。這種錯誤曾使中國革命遭到很大損失。
“左”
傾錯誤又表現為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本來是五四時期解放思想的結果。
人們經過各種不同思想的比較，並透過實踐的檢驗，進行理性的思考，才相信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者不顧中國的實際，把馬克思主義的片言隻語奉為經典，這就嚴重地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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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戰鬥力。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３０年代後期，用很大的努力在實際工作中和在思想理論上全面糾正了“左”傾的教條主義的錯誤。黨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這是克服“左”傾錯誤後的重大成果。這個理論不僅指明瞭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道路，而且為革命勝利後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畫出了藍圖。
毛澤東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三個概念說明新民主主義文化。他說：“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這是說，民主不應該只是少數人的，而必須擴及絕大多數人。
在“五四”
的民主與科學兩個口號外又加上民族的，這顯然是為了糾正“五四”的偏頗。所謂民族的，就是有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特點，要繼承民族的優秀傳統，同時也要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
毛澤東論述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既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又贊成發展個性。在後一點上，他說：“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
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
（《論聯合政府》）。事實上，在為救亡和革命而共同鬥爭中，中國的青年和廣大人民的個性的發揚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五四運動提出個性解放的口號，沒有（或者很少）
想到農民，但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是需要個性解放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戰爭證明，農民的聰明才智在從舊制度的壓迫下釋放出來時，能夠發揮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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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還佔統治地位的時候，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不可能完全勝利，成為整個國民文化的。
因此，反封建鬥爭不能只限於文化領域內，而必須首先在政治、經濟上取得勝利。
１９４９年全國大陸的解放，宣告反封建鬥爭在政治上的勝利。
１９５０年左右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完成，宣告反封建鬥爭在經濟戰線上的勝利。
透過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這是在中國反封建鬥爭史上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事。當然，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