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打了仗強迫群眾出錢‘慰勞’），作戰費，賠償費（敵人被我軍打了，受了損失，讓附近村莊負擔），修工費等等”
最後的結論是，一個村莊半年的開支“現款達到10880元、木柴71500斤、小米334760斤（每畝地合洋6元至20元左右，每人平均負擔7元）。”當時有人說：“凡是在敵寇統治下的人民，從頭髮到腳趾，從屋裡到屋外，從人體到牲畜，沒有一樣東西不是要付捐稅的。”苛捐雜稅再多，（據稱路西有的地區多達120種）在日本人看來還是“合理負擔”，再有的，乾脆等於搶了：發票子。敵偽發行的票子，“它沒有一點準備金，更沒有一點信用擔保，它只是一張彩印的廢幣，和陰曹地府的冥鈔差不多。”冀中的百姓管鬼子發行的票子叫“鬼票”。因為敵偽濫發鈔票，強行流通，這種鈔票自然不值錢，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冀中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小米大體穩定在每鬥35元，“五一”“掃蕩”後，敵偽推行偽鈔，每鬥小米一下漲到600元，上漲了17倍多。搶糧食。“在五臺定襄一帶，敵寇在各村成立‘糧食委員會’，進行糧食調查，勒令民眾除留極少糧食外，其餘全部繳敵‘保管’，然後偷偷地用汽車將糧食運走。”有的地方敵人還欺騙百姓說，把高粱玉米交給他們“保管”，以後還大米白麵。
“請財神”，就是“綁票”，把一些富戶抓進據點，拿錢拿糧來贖。
儘管又是“攤派”、又是搶劫，卻仍然無法挽回駐華日軍經濟上的頹勢。日偽統治區糧食奇缺，連漢奸報紙《新民報》也不得不承認：北京“米糧價格之增漲與日俱進，市民莫不叫苦，”天津“以麵粉雜糧等華人主要食糧價格日見昂騰，實予日常生活上一大威脅，而漸化為重大社會問題。”“百團大戰”後，偽幣進一步貶值，物價如脫韁之馬。日偽統治區的經濟已是面臨崩潰。駐華日軍則供給難以維持，十分狼狽。從《晉察冀日報》1942年1月18日的一篇報道中，可以看出當時駐華北一些地區的日軍已窮困到什麼程度：據我們的調查，盂城、上社、下社、椿樹底、河口、耿鎮的敵人直到本月十六號還未穿上棉衣，在五臺山上冰雪凜冽中，穿了棉衣的我們，還感覺著冷，而素不習冷的敵人穿著單衣在雪花與朔風中，其狼狽的情形是可想見了。
在糧食給養上，敵人就更加狼狽了。據抓去的民夫談敵人每日三餐均吃雜米飯（即少許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當然吃不飽是事實，於是便只好出來搶劫，下社敵人曾經為了搶一個老太婆的窩窩頭和大豆而打起架來，而菜蔬則以搶來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藥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於肉，除了搶老百姓的羊牛雞外，一個月不見葷是常事，鞋子破了便搶著和做工的民夫換，以致嚇得民夫們再不敢穿好鞋了，菸捲早就不吸了，只有搶民夫們的旱菸過過癮，最有趣味是敵各據點都點著大麻子油的燈，民夫問為什麼不點煤油，敵人卻無恥的說，我們抵制英美貨所以不點煤油，真是十足的阿Q味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敵佔區引發搶購潮，物價直線上升。這對原本脆弱的敵佔區經濟，無疑是火上澆油。而日本國內，則要求駐華日軍不僅要做到經費自給，“以戰養戰”，還要更多地掠奪中國的物產、人力、變佔領區為“大東亞聖戰”
的供給基地。戰後日方軍史研究人員在談到駐華北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舉措時，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值得注意的是，方面軍的一般措施非常重視重要國防資源的開發和獲取，這已成為治安戰的一個主要目的。”
鬼子抽的煙需要空投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在1941年12月8日岡村寧次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日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的話大概要明確一些，他說：“今後為了對我國皇軍全面作戰有所貢獻，應加強治安，開發並取得重要國防資源，提高當地自給自足能力。華北的國防資源及交通線的確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這已成為方面軍的半個使命。”
這位安達參謀長，說的也還不是那麼明確。如果說經濟上的考慮，已成為日軍的半個使命，那麼，另半個使命是什麼呢？或許還不如換個說法：“武力戰就是經濟戰。”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駐華北日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確保華北成為“大東亞聖戰”的基地，一切都要圍繞著這個目的運轉。“因此，治安戰的目的也隨之有所變化。”
有些什麼變化呢？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那些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的地區的“治安”，在日本人心目中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呢？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