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毛病。身為一個君王、一個英雄、一個男人，這些毛病也不算太大的毛病，絕非後人誇張得那麼荒淫無恥。商朝人好酒，喜歡以酒佐餐、聚眾豪飲，這是那個朝代一貫的風氣。從出土器物來看，商朝後期的飲酒器具明顯激增，這表示社會飲酒之風蔚然。也就是說這可能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也不足以亡國。
如果說他的時代刑罰過重，也欠客觀和公正。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徵，我們總不能要求他文明執法，用電椅或靜脈注射吧？在此，不妨以事實說明。《尚書·大禹謨》裡載，夏朝已有“五刑”制度和“夏臺”監獄。除了砍頭外，那時還有烹煮、醢刑（把人剁成肉醬）、車裂、腰斬、絞殺、燒死、棄市、滅族等各類殘酷的刑罰。也就是說，這些刑罰並不是商紂王獨創發明的。該不該對他的政敵或罪犯處以這樣的刑罰，那就是司法制度的問題了。
再舉個例子，有助於我們瞭解當時的刑罰。《韓非子》記載：“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這是輕罪重判，當時子貢以為罪輕而罰太重，便去問孔子。孔子卻認為制定此種刑罰的人是瞭解治國道理的。因為如果揚灰時恰遇過路人，使其滿面蒙塵，那此人必定
發怒，怒就會鬥毆，因毆鬥罪，按當時法律要滅三族。所以，棄灰於道看來過錯輕，實則重，這樣的重刑很有道理。因此，《尚書·康誥》才會贊曰“殷罰有倫”。這就說明，商朝的刑罰看似野蠻，但有合理之處，符合當時的社會背景。
也就是說，他絕不是無道之君，可他為什麼還是失敗呢？
根據史料分析，除卻諸多不確定因素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周武王發動的政變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投機性。當初紂王殺比干、囚箕子，可能只是政見不同罷了，但對微子（他的親哥哥）卻沒有防備。後來微子竟背叛了他的兄弟和國家，引狼入室，難怪毛澤東都罵他是個漢（商）奸，感嘆“微子最壞！”
實事求是地講，紂王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君主。當時商朝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他的軍隊都裝備著先進的青銅兵器和盔甲，而且他的作戰部隊中還有“象隊”這樣的特種部隊。古書上就有“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的記載。因此，他的部隊所向披靡，可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當時，他有兩個主要的對手，一個是西部的周方國，另一個就是東部的夷人部族。紂王曾在山西黎城與文王惡戰一場，把文王打得大敗（文王被俘、囚於羑里很可能就發生在這場戰爭中），若不是來自東夷的軍師姜子牙在商王國東部策反東夷作亂，恐怕姬昌早被紂王處死，而不是像史書上所說的那樣被釋放回家。
稍作休整，紂王立馬發兵東夷，計劃一勞永逸地除掉東部威脅，永絕後患。憑著優勢兵力，商軍如秋風掃落葉一般，一直打到長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數東夷部落，俘虜了成千上萬的東夷人，取得大勝。從《左傳》記載的時間看，他很可能是在這次征伐東夷的戰爭中，路過有蘇氏部落擄獲了妲己。
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征戰也幾乎拖垮了商王朝。卜辭記載商徵人方往返一次需要200天左右的時間，這是一件非常勞民傷財的事。安陽殷墟出土了一塊刻有“人方伯”字樣的人頭骨，顯然是商軍殺死了人方的君長並帶回其頭骨作為戰利品。雖然商最終戰勝了人方，但商的國力也因此而大大消耗，因此《左傳》評曰：“紂克東夷而損其身。”
緩過神來的周武王根據紂王親哥哥微子的告密，得知紂王大軍盡出，都城內防禦力甚弱，遂發兵奇襲商紂，在牧野展開決戰。而當時商王的精銳之師遠征東南，不可能及時趕回，因此，只好將70萬東夷戰俘及奴隸臨時武裝起來應戰。牧野之戰打得異常慘烈，正如《尚書》上所描述的那樣，“流血漂杵，赤地千里”，絕非後世史書上所說的什麼奴隸臨陣倒戈，周武王兵不血刃贏得勝利。
紂王不肯投降，他選擇有尊嚴地死去，所以自殺了。後來，商朝的遺民很不服氣，在紂王的兒子武庚的帶領下起來造反。周人用了3年的時間，才把這場暴亂鎮壓下去，由此可見商朝遺民的團結與紂王的威望。對於紂王的死，孔子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評價：“不聞王死，只聞一莽夫死矣！”大概也是感嘆他太過尚武，忽略以德服人的重要性了吧。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好評判。但有一點很明確，那就是不能總“以成敗論英雄”。最最不能的，就是把無辜的女人也扯進來，恣意塗抹，胡亂辱罵。
歷史，終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女人，也不是隨意擺弄的塑膠花。
給妲己翻案，也是給歷史上所有曾是男人附屬品的女人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