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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時間的清剿，安南省反抗勢力和活動已經逐漸地減少和下降，不少原居民除了一部分被遷居占城之外，很大一部分以“逃難”的形式流入真臘和遢羅等國。使得現在安南省人口足足少了一半多。
現在安南省留下的百姓都是想老老實實過日子的人，既然他們已經成了大明的子民。官府也必須對他們的生活負責任，於是便以發展甘蔗種植業和製糖業為名開始向瓊州島、臺灣島、琉球島大批地移民。
製糖狹植和發展計劃已經經過數年的討論和醞釀，早就是非常成熟的，很多早期工作都已經開始了。
今天拿出來只是正式立項而已，所以很快便獲得了劉浩然的同意和學士會議的一致透過。根據劉浩然制定的律法，學士會議算是最高國事決策機構了，在該會議上以少數服從多數透過的政策方略經過劉浩然的批准，內閣和各省地方必須遵照執行。
接著學部尚書羅復仁提出了幾項議程。
首先第一項是正式確定拼音聲調等語言規則和標點符號等文字規。
拼音是大明學部和國史館一直非常重視的重點專案。原本中國有反切這個注音傳統方法，該法是後漢末年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原理的啟示而發明的。後來唐代時，僧人守溫取漢字為三十六聲母，宋人又以韻書的韻母字作為韻母。反切法益為精密，成為最通行的注音法。
但是反切法有很大侷限性，首先是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餘成分，在拼合時有一定障礙；其次是反切上下字可用的字過多，使用的人難於掌握；還有就是有些窄韻，不得不偶爾借用其他韻的字作反切下字，造成切音不準確的弊病。尤其是隨著歷史的發生，中國官話也是幾經變化，聲母和韻母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用當代音去讀古人造的反切，自然不免隔膜。因此。隨著時間的發展。以前非常簡單的反切法變得異常的複雜，連很多讀書人都學不懂，完全喪失了其原本的含義。
劉浩然當政以來。他一直希望完善拼音等一整套漢語注音規則，使得普通老百姓和小孩很容易就學會了識字，也可以因為有這麼一套標準的注音規則，使的“老外”也很容易學習漢語。
劉浩然小學時學的拼音是還記得，可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所學的拼音是以普通話為主，也就是改良過的北京方言，與大明流行的官話相差甚遠。有個這個侷限，劉浩然就不好開金手指了，只能進行相應的指導。
根據劉浩然的指導，學部和國史館先就確定何種方言為官話進行了調查和研究。首先入選了是合肥方言，畢竟這是“帝王之鄉”有先天的優勢，但是合肥話流行區域過小，而且很多話語帶有的方特色，其它地方的人不知道什麼意思。接著入選的是淮西”口，因為這裡聚集了大明很大一部分重臣。可是經過討論旦“三薦陷不少。
最後國史館和學部選定了京師南京話。原本南京話主流是本地吳依之語，但是在後晉時期，皇室南渡，大批名士世家也隨之南下，在南京安居，帶來了當時的“官話”一洛陽話，經過上百年的融合發展，便形成了以洛陽話為主，摻雜了當地吳語的南京話。
而經過多年的戰亂和百姓遷徙，這時的中原話和北方話已經失去了四聲的入聲調，而南京話卻很好保留了。經過幾經討論，國史館和學部認為南京話有三大優勢：帝王都邑；接近中原官話；保全漢語傳統的四聲。所以最後確定南京話為官話。
在發展注音方面，國史館和學部產生了分歧，國史館堅持使用反切法，而學部卻準備採取新法。
在國史館忙著改良反切法，學部找上了精通拉丁語的猶太和歐州傳教士。他們來到大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學習漢語，而在他們心目中，漢語的標準便是南京話。這些傳教士由於需要四處傳教，所以算得上是語言天才。幾年下來，很有些傳教士算是精通漢語了，一口南京官話比當地人說的還要“標準”這主要是他們用拉丁字母去註解每一個漢字。
相比國史館侷限於一國，學部的志向更加”遠大”它希望漢語拼音可以幫助其它國家的百姓學習漢語，從而將漢語推向全世界。因此，在前唐宋聲母、韻母的基礎上，學部組織人手與精通拉丁語和漢語的傳教士聯手。很快根據漢語的發音特點確定了二十三個母音和四十八個子音，分別表示漢語的聲母和韻母，其中母音就用二十三個拉丁字母表示，而四十八個子音則用拉丁字母的草體和變形來表示。
因為漢語是典型的聲調語言，而標準的南京話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