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經濟和重整軍備的轉換。以後，美國不但要考慮在經濟上、政治上而且要在軍事上加強日本的力量——這違反了和平憲法。收到檔案和杜魯門的追加指令兩週後的12月18日，麥克阿瑟指令第二次吉田內閣實行“安定經濟九原則”，其宗旨是控制薪金和價格並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生產。第2年初，底特律的銀行家約瑟夫·Ｍ·道奇來日本，指導日本實施透過產生大量失業者的極端的通貨緊縮財政政策，復興日本的資本主義。這些由華盛頓批准的政策轉換削弱了麥克阿瑟的權力，突然加速了日本政治中的“逆轉程序”。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和平運動
1949年，在新的安排導演下，裕仁的巡幸重新開始並一直持續到1951年末。這段時期的初期，ＧＨＱ放鬆了對公眾討論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事件的限制，結果和平運動乘勢興起。到了末期，佔領迎來了新的軍事指導者並迅速走向結束。
這些年間，東亞的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年，蘇聯開發並試製了核武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中國大陸打敗了蔣介石的國民黨。國民黨逃往臺灣。1950年2月末，美國聯合參謀部總參謀長奧馬爾·布拉德利將軍飛往東京，與麥克阿瑟就遠東緊急事態的防禦計劃進行了磋商。關於這個問題，杜魯門政府允許麥克阿瑟在緊急事態發生時可以擴大許可權，讓他管制包括琉球群島在內的日本週邊廣大海域。同期，杜魯門採取了具有挑釁性的冒險戰略，具體見於1949年12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第48／2號檔案和之後1950年3月的68號檔案。3個月後，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為了對應這種局勢變化，日本重整軍備，加強警察力量，並開始接受美國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很快地，日本不但經歷了第一次戰後經濟繁榮，而且還經歷了第一次民族主義的復興。主要作為對這些變化的反作用，國際和平運動的一個分支——日本的和平運動誕生了。
1949年5月17日，應縣議會對天皇巡幸的邀請，裕仁開始了為期24天的九州巡幸。這時，將天皇從主權者變成象徵人物的憲法已經頒佈了兩年，國民的心態也已發生了改變。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掌權，1949年2月，組織了他的第3次內閣，這是第一個以穩定的保守派主流為基礎的內閣。佔領下的日本不再對侵略受害者進行象徵性的賠償，它正在成為“亞洲的工廠”。美國佔領者也不再費力推行日本經濟的民主化。不過，ＧＨＱ依然在控制政策的制定，也依然在執行對日本媒體的事後審查制度。然而更多的行政許可權正在逐漸地移交給日本政府，1949年5月，保衛皇宮和天皇的責任完全移交給日本。6月，宮內府成為總理府的一個下屬機構（宮內廳）。
裕仁的九州巡幸規模上不再像從前那樣鋪張。然而，天皇一行還是受到了熱烈歡迎。除了新興媒體呼籲人們支援君主制，再加上政府在各個層面的持續努力，最終保證了巡幸最大限度地喚起國民極為一致、但又是“自發的”熱情。身穿工作服的天皇視察了三井煤礦，還會見了記者、學術界人士和著名文學家。在長崎，他馬上將焦點對準了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他訪問了長崎醫院，站在瀕死的醫學教授、放射線輻射的受害者永井隆的病床邊讓記者拍照。同年初，永井的手記《長崎的鐘聲》撥動了日本國民的心絃，手記指出，長崎是為了結束戰爭被神選中的純粹的祭品，被天皇巧妙利用的“永井熱”是日本國民對被壓抑的核經歷的一種遲到的覺醒。
在不斷深化的冷戰背景下，新日本的國民開始瞭解原子彈受害者的經歷和體驗，儘管這項工作著手得很晚。大田洋子的《屍體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今村得之和大森實的《廣島的綠芽》成為1948－1949的暢銷讀物。不斷增強的核意識和不斷加深的冷戰相結合，帶來了對新憲法的和平原則更為積極的評價。但是，在新憲法下運營國政的保守政治家們所持有的國家概念，與大多數國民所持有的國家概念仍有很大差距。彷彿是對憲法理想與現實間矛盾的反應，無論宮廷官僚如何仔細地策劃和組織，關於天皇應有的行為方式問題，民間的意見仍無法統一。有些人希望天皇進一步“人間化”，有些人則認為如果天皇變得太“人間化”，君主制本身將失去信賴性。
1949年夏天舉辦的全日本游泳錦標賽等一系列體育賽事，佔領後第一次振奮了民族主義精神。天皇和皇后出席了比賽，裕仁發表講話對運動員進行了鼓勵。當日本游泳冠軍古橋廣之進在洛杉磯的全美游泳比賽中創造了三項世界紀錄之後，他和他的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