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苦心經營，差一點斷送在這個排長身上！不過，公秉藩未敢貿然相信排長之言，生怕有詐。一邊囑令嚴審這一排長，一邊急電何應欽。何應欽下令對東固進行飛機偵察。漆著青天白日旗標誌的偵察機在東固上空反覆盤旋，沒有發現異常跡象。於是，五月十一日，何應欽覆電公秉藩：
“連日派飛機偵察，均未見敵蹤，仍盼鼓勵所屬，不顧一切，奮勇前進，如期攻下東固，樹
各路之先聲。”這樣，那個反叛的紅軍排長所提供的重要情報，反而被視為“苦肉計”，遭到了否定。毛澤東則在東固深山之中，正側耳諦聽著山外的“聲音”。說實在的，毛澤東得“感謝”張輝瓚，因為張輝瓚全軍覆沒之際，他的無線電臺也落入紅軍手中！在此之前，紅軍沒有無線電臺。正因為這樣，當年毛澤東和朱德互相尋找，朱毛和彭德懷互相尋找，花費了多少工夫呀！也正因為這樣，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彙報，都要用藥水寫在白襯衫上，寫在竹紙上，靠地下交通員遞送，一兩個月才能到達！
龍岡一戰，紅軍從張輝瓚師部繳獲一臺十五瓦特的收報機，如獲至寶。同時，還俘獲了幾個無線電報務員。不過，繳獲的收報機卻是壞的。所幸，緊接著在寧都東韶殲滅譚道源五十二師一個旅時，又繳得一臺十五瓦特收報機和發報機。在被俘的無線電報務員中，有兩人願加入紅軍。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毛澤東、朱德和紅一方面軍參謀長朱雲卿（井岡山黃洋界保衛戰的指揮者），在寧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裡，熱情地接見了這兩位報務員——在當時，是極為難得的技術人員。這兩名報務員，一個叫王諍（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他成為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另一個叫劉寅。沒幾天，紅軍的第一個無線電臺便宣告成立，臺長為王諍，政委為馮文彬（在“文革”後曾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以王諍、劉寅為教師，辦起了報務員訓練班。十二名小青年，成了這個訓練班的第一批學員。學員之中有胡立教（“文革”後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這個電臺跟隨紅一方面軍司令部行動，成了毛澤東、朱德的“耳朵”。此刻，在東固，紅軍電臺晝夜一直有人值班，監聽著國民黨部隊發出的每一個無線電訊號。國民黨部隊做夢也未曾想到，紅軍居然也在接收著他們之間的聯絡電報！在監聽中，要算公秉藩師部發出的無線電報訊號最為“嘹亮”，因為其他部隊用的都是十五瓦特的收發報機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聯絡。而公秉藩師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發報機。紅軍對公秉藩師部的收發報機垂涎三尺，盤算著如何完好無損地弄到手——因為那臺十五瓦特的收發報機是無法傳送遠距離電報的。
紅軍主力三萬大軍，在東固大山之中，已經埋伏了整整二十五天，很多人都已煩躁起來，懷疑毛澤東鑽“牛角”究竟能不能鑽得通。正在這節骨眼上，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黃昏，紅軍電臺從空中捕捉到重要情報！那是公秉藩師部跟該師吉安留守處之間的明碼往返聯絡——師部臺：“我們現駐富田，明晨出發。”
吉安臺：“哪裡去？”
師部臺：“東固。”
紅軍電臺馬上把這份重要情報送到毛澤東和朱德手中。總司令部的燈火通宵亮著。毛澤東和朱德忙著調兵遣將，在公秉藩師必經之路上布好“口袋”。五月十六日清早，前方偵察部隊向公秉藩彙報，說通往東固的道路“平靜得和水一樣”。公秉藩又提及那位紅軍排長，說此人所說情況“顯然與事實不符”。迎著朝陽，公秉藩率師向東固前進了。山間路窄，隊伍成一列縱隊前進，前前後後達五六里長。內中最顯眼的是三頂大轎，裡面分別坐著師長公秉藩以及副師長、參謀長。 上午十時許，公秉藩師已全部進入毛澤東的“口袋”。一聲令下，寂靜的山谷忽地響起炒豆般的槍聲，喊殺聲震天動地。這時，紅軍電臺收到了公秉藩師部發出的“SOS”求救呼號聲，紅軍總司令部聞訊笑聲連連。下午三時，戰鬥結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師全軍覆沒，四十七師五旅也被殲滅。這一仗，紅軍共殲蔣軍一萬多人！
師長公秉藩也被紅軍活捉。不過，當時他化裝成士兵。紅軍寬大俘虜，給回家的蔣軍士兵每人發兩塊“花邊”（即銀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領大洋。發到他的時候，只剩一塊大洋。紅軍要他等一下，過一會兒補發一塊大洋給他。他生怕有變，連聲說“一塊‘花邊’足夠用”，趕緊逃脫，溜之大吉。至於紅軍垂涎已久的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收發報機，真的完好無損地被繳獲。另外，還繳獲了六部十五瓦特收發報機。從此，紅軍建立了無線電總隊，王諍任總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