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明明有一枚一塊錢的硬幣。九毛錢不夠買票的，何小兵向售票員說明情況，反正已經上車了，就收九毛錢讓他先坐著，他回家後立即把那一毛錢給公交公司送去。售票員說公司沒規定九毛錢也能坐車，何小兵要是殘疾人，可以免費坐車，但他不是，所以想坐車必須花一塊錢買票。售票員是個中年婦女，用北京老孃兒們特有的腔調招呼著司機，聲音之大唯恐全車的人有一個聽不見：“把門兒開開，讓他下去，兜裡就九毛錢還想坐車！”
何小兵眾目睽睽之下臊眉耷眼地下了車。走回去太遠了，只能想辦法湊夠一塊錢，何小兵向過往的路人借，有人不聽他把話說完就甩手走了，有人聽他說完了，但懷疑他是騙子，也不借。特別是聽說他只需要一毛錢，而且是借，不是要的時候，更懷疑他借一毛錢的背後藏有更大的陰謀，甚至要報警。
最終何小兵還是走了兩個小時走回家，他無法為了一毛錢而繼續受人白眼。他從此意識到錢的重要性，也看清了社會，心想：社會真夠賤的，讓我一毛錢就看透丫的了！
看清現實，這是何小兵需要學會的事兒，也是他不知不覺就學會了的事兒。歲數小的時候，理想是一道門檻，跨過去就實現了；歲數大了，理想變成一堵牆，嚴嚴實實地擋在面前，任何人也無法忽視這面牆的存在。認清現實，不是心裡突然轉過彎來了，而是生理反應，歲數大了，以前忽視的東西，現在清晰地擺在眼前。但發現有比自己更年輕的人，以比自己更充沛的精力在這條路上跑著，便渴望知道終點在哪裡了，因為你知道，如果一直這麼跑下去，你肯定是跑不過那些人的。最近何小兵覺得吉他背在身上有點兒沉了，不像以前跟沒感覺似的，揹著吉他也能追上公車。
不僅何小兵如此，其他人也在給自己找出路。
安威參加了電視臺的選秀，跟著幾百人一起參加了海選，任那些既不比自己唱歌好聽，又不比自己多會多少樂理知識，只是比自己早出了幾年名的評委品頭論足，瞎說八道。安威本來想拉著何小兵一起參加，但何小兵拒絕了，他從一開始就覺得，這是電視臺的行為，最初的動機只是為了賺錢，並不是為了發掘在音樂上有天賦的人。如果真為了發現音樂人才，叫到唱片公司唱幾句就行了，幹嗎非要把選拔現場搬到電視上呢，無非是想把好的、壞的都讓人看看，這是一個審美也是審醜的時代，特別是那些有與“傳統的美”背道而馳的“現代美”，更吸引眼球，創造高收視率，多賣廣告。發現人才那是衍生目的，即使發現不了，只要活動本身掙錢了，目的就達到了。那些評委也是抱著玩一玩的態度，拿個出場費，沒誰當真。
安威也明白這一點，但是他認為，對於幾個月以後的獲勝者來說，這畢竟是一次能改變命運的機會。他喜歡唱歌，想唱一輩子歌，所以，他只有參加。
劉全的一百副鼓槌才用掉小一半，靠他一個人的力量，在北京用完它們，看來是不可能了。以前在工廠打鼓的時候，有工資拿，沒覺得打鼓是件多奢侈的事情，現在打鼓，沒有工資了，每天光出不進，劉全的鼓也打得越來越沒力氣了。在老家，劉全打鼓還打得小有名氣，可到了北京才發現，會打鼓的人比老家的人還多，頓時懷念起老家的生活，沒想到這鄉愁愈演愈烈，最後發展到非回老家了不可。
為了能在北京多逗留一陣，劉全想盡各種省錢的辦法。去飯館吃飯，兜裡總得裝點兒道具，吃飽的時候把事先備好的頭髮蟑螂蟲子扔在盤裡，和飯菜一起攪拌，然後大喊一聲“我操”，叫來服務員，要求免單，拒絕服務員提出的可以再換一份的建議，因為已經吃飽了。劉全知道做買賣的也不容易，所以只要求免單，不要求賠償。靠這種辦法，劉全吃遍了住所附近的所有小館，不好意思第二次進去使用同樣的方法蹭飯，只好搬家，搬到飯館多的地方，繼續蹭飯。當他再次被飯館的服務員和老闆記住無法再混吃混喝只能繼續搬家的時候，他覺得這麼生活下去沒什麼意思了，不如回老家算了。於是，把剩下的鼓槌都留在北京，如果何小兵他們還會重組樂隊，就留給下任鼓手用，劉全說：“我先走一步，讓這些鼓槌留在北京盡它們沒完成的使命吧！”劉全打算回老家後，看看還能不能回原來的廠裡上班，今後，也許他又將是一名車工，並直到退休了。
嚴寬仍每天掛在網上找媳婦，婚介網站給他發來的女孩照片絡繹不絕，嚴寬不知疲倦地挑選著：
“又給我送妞來了，看看這批妞如何？”
“這個不行，別看她資料裡寫著二十五歲，從她背的這包就能看出來，這姐們兒歲數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