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企圖擁戴孫立人為“臺灣元首”，孫被控為兵變後臺，因此而遭長期軟禁。接著為防不測，蔣介石把美國政府欣賞的另一位人物時任“臺灣省主席”的吳國楨驅逐出臺灣。華盛頓對蔣介石所採取的種種預防措施表面上以容忍的姿態未加可否，但暗地裡“倒蔣”的活動並未停止。
毛澤東從祖國統一大義著眼，迅速抓住這一時機，向臺灣當局發起和平攻勢。5月31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擴大會議上鄭重而明確的宣告：“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我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進入以武力方式為主、以和平爭取工作為輔的新階段。
世界各大報紙以顯目的通欄標題，報道“中國共產黨對臺灣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
6月2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印度尼西亞記者時再次表示：“中國同美國的關係是國際問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蔣介石集團的問題則是內政問題，決不能把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此為內政問題，不容他國干涉。中國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臺灣。中國願意和美國談判，歡迎其他關心此事的國家出來斡旋。中美間沒有戰爭，不存在停火的問題，更不能以停火為和談的先決條件。”
有限的軍事行動（9）
無疑這些資訊很快傳到臺灣去了。
英國駐華代辦紀維康、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梅農分別專程訪華，英國、印度願意充當中美間的調停人。儘管臺灣當局多次發表宣告堅決反對中美會談，美國透過英國與北京商定，在日內瓦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中國代表為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
中美兩國開始大使級談判，是中美關係中的重大事件。它改變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沒有政治接觸的局面，為中國部分調整對外政策，宣傳祖國統一方針提供了合適的背景。
與此同時，在全國人大第一屆二次會議上重申對的立場：“大陸與臺灣之間是內政問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陸和沿海島嶼的過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和臺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商談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稍後不久，周恩來再次呼籲，“希望臺灣當局在其認為適當時機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地點，同我們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步驟和條件。”
儘管蔣介石在臺北聲稱：“以打擊對打擊，臺灣絕不與中共談判，對任何方式的和談都堅決拒絕。”但臺灣的股市由於北京對臺灣政策的改變由暴跌猛然回升了！
一次沒有成功的國共談判（1）
1956年春，中共中央對臺灣國民黨當局發動了建國後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勢，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呼籲。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激動不已。他在北平談判破裂後，留下來參與新政協工作，新中國成立，他被任命為中央文史館館長。這位與國共雙方決策人物都能說上話的老人向周恩來總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一些國民黨故舊，去向蔣介石做工作，溝通與臺灣的關係，爭取實現新一輪國共談判。毛澤東、周恩來為儘早打通與臺灣的關係，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透過關係轉交給蔣介石。
中共中央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倡導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臺灣迴歸祖國，完成統一大業的辦法：除了外交統一中央外，其他臺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臺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在祖國統一後回故鄉看看。
在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會見了臺灣派在香港負責國民黨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許孝炎湖南沅陵人，章士釗也是湖南人，是同鄉。抗戰時期，許孝炎和章士釗同為國民黨參政員，交往密切，關係甚好。抗戰勝利後，章士釗去上海，許孝炎在南京當立法委員，後又到天津任《民國時報》董事長，解放戰爭開始後不久去了臺灣。他們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親熱，感嘆不已。章士釗便向許孝炎談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統一祖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設想與誠意，並拿出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