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問題？
李：什麼問題都有，有個人的歷史問題，也有糾紛問題，主要是冤假錯案問題，大概是覺得解決不了，所以就寫信給耀邦。
蘇：在這麼多人和信裡面，您有印象比較深刻的嗎？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1＇ 來過我家。據說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組部，他的事情糾纏了很久，沒有解決，又來到我家，時間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認識的。抗戰初期，我還沒有去延安，我們在敵後游擊隊的時候，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我們都在敵後做抗戰工作。雖然不知道他是不是黨員，但是知道他很積極。他是北京的大學生，怎麼活動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進步的。他很有可能確實是地下黨員。解放後，我們好像還在一起共過一段時間的事。
1937年我就聽說過葛佩琦，40年後，為了平反，他來找我們。現在又過了30年，具體事情已盡�遣惶�宄�耍�皇羌塹盟�垂�：罄雌攪朔矗�跋轂冉洗蟆�
蘇：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其實我們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們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對子女的要求特別嚴格，據說兩位還親自召開過家庭會議。
李：是的。在他當選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們一家開了個家庭會。在京的孩子們都來了。耀邦嚴肅地對孩子們說：“中央可能要我擔任非常重要的職務。我想先向你們打個招呼。”他加重語氣接著說：“今後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千萬不要以為天恩祖德，千萬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們中有任何人出了問題，只能自己負責。”孩子們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幾句。接著我說了一些要他們以身作則之類的話。後來耀邦笑著說我：“八股呦。”
工人對我還是不錯的
蘇：“文革”過後，您所在的北京市紡織局當時是怎麼落實政策的？
李：1978年開始，我在給耀邦轉信的時候，北京市紡織局系統內的落實政策工作也同時展開。我們一直都很關心幹部和知識分子，為此做了大量工作，據我們的大致統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給170多名知識分子平反了冤假錯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識分子擔任中層以上領導幹部。全系統落實冤假錯案共1600多件，且都做好了善後工作。有1400多人被錯誤地停發了工資，我們為他們落實了政策，工資全部補發。還給系統內2300多名工程技術人員套改了技術職稱，給1500多名知識分子晉升了技術職稱。
在紡織系統這麼多年的工作中，自己沒有更多的想法，只是覺得應該做。好在工人們對我還是不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倒是沒有鬥我鬥得太厲害。
“文革”初期，我被打倒，我的工作是刷廁所、掃樓道，這都沒什麼，我把它打掃乾淨就是。紅衛兵還表揚我刷廁所刷得乾淨。那時候流行都戴毛主席紀念章，我這個黑幫不讓戴。有一次我在掃樓道，紡織局的一位幹部杜哲榮偷偷地把毛主席的紀念章給我戴上，還要我保重身體。那時候我是走資派、黑幫，別人都不敢靠近我們這些人，杜哲榮卻送紀念章給我，讓我很感動。
蘇：那時候，給女同志剃陰陽頭挺恐怖的。
李：宋汀＇2＇ 和我都沒有剃。但是有人被剃了陰陽頭，浴�蚴竊旆磁傷鄧�煥鮮擔��氬煌ǎ�環��健�
蘇：看來該低頭的時候還是得低頭呀。
李；哈哈。當時紅衛兵也要我低頭，我低頭之後，還是會抬頭的。
蘇：那怎麼說鬥您鬥得不太厲害呀！
李：還可以吧。好像也沒怎麼打我。
蘇：坐“噴氣式飛機”了嗎？
李：那 �…那是坐了。哈哈，大概走資派都坐過。
蘇：看來您平時和工人關係不錯，套句當時的話來說，就是幹群關係好。
李：（笑）這話就說得遠了。1964年我在北京市毛巾廠搞“四清”，一般搞“四清”都搞得比較緊張，我反正也就是按照政策來，沒怎麼太過。隔了沒幾年，“文革”期間，我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廠勞動，毛巾廠的工人挺照顧我。他們對我說：“不鬥爭你，那鬥爭恕�兀磕閌侵蔥新廢呦碌牧斕頰擼�比壞枚紡懍恕５�悄闋約合胂耄�閿兇錚�憔退擔�忝揮校�憔捅鷀怠！幣�鉅捕暈宜倒�骸澳闋齬�模�歡ǔ腥稀Ｃ蛔齬�模�鶼鉤腥稀！�
李昭 平凡與不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