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和薇拉啞口無言，面面相覷……
與此同時，李梅和趙克強坐在人力車伕的黃包車上，在上海的街道上走著。離開俄羅斯的時候，共產國際中國聯絡部的人給了他一個聯絡地址。路上，兩個人看著一堆堆的瓦礫和燃燒過的殘垣斷壁，緊抿著嘴唇。路面和鋪面整齊的地方，不斷地又看見日本軍人的巡邏隊和汽車橫衝直撞，商店的門口掛著小小的太陽旗，成群結隊的日本浪人拿著酒壺，肆無忌憚地高唱著日本的國歌《君之代》。
趙克強眼睛裡幾乎冒火，陰沉著臉。
李梅將趙克強的帽子拉下來，遮住趙克強的眼睛和臉，然後緊緊地抓住趙克強的手，生怕他一時衝動，惹出大麻煩。
黃包車到了霞飛路（今淮海路）175號，李梅和趙克強下車。他們沒有急於搬下行李，而是輕輕地敲了幾下門。許久，175號的角門上開啟了一個小洞門，露出了一雙眼睛。
眼睛問：“找誰？”
趙克強說：“我姓趙，是你家主人的親戚，聽說外祖母病了，就趕回來看望她老人家來了。”
小洞門裡的眼睛問：“帶藥了嗎？”
趙克強連說：“帶了帶了。”
角門吱呀一聲開了，閃出一張驚喜神秘的面孔：“進來、進來，這下老太太有救了。”
李梅撲哧一聲笑了，突然又意識到嚴肅性，噤住聲。趙克強瞪了李梅一眼，低聲地：“不像話，家裡的老太太病了，你還有心情笑？！”
《魔咒鋼琴》十二（1）
一輛載著亞當他們的猶太難民的卡車，越過一道道日軍在街道中間堆起的沙包工事，在上海外灘的沙遜大廈門前停下。
沙遜家族是1847年到達上海創業的最早的猶太人，1920年維克多？沙遜接管其家族的產業，在黃浦江邊的外灘上建起了沙遜大廈（又稱華懋飯店，1956年後改名和平飯店，名字沿用至今）。本來，難民救援機構已經在上海的華德路和朔方路等地方建立了6處難民救濟所，猶太人也稱之為“家園”。每個家園大約能夠收留200—600人，提供一日三餐和擁擠的住處。家園的條件儘管很差，但是由於猶太人後來的大量的湧入，也不夠用了。維克多？沙遜作為塞法拉迪猶太社團的最重要的領袖之一，就將自己的大廈飯店部分的大堂，作為安置難民的臨時住所。反正戰爭時期，也少有人來旅遊和住宿。
臨時改成難民營的飯店大堂，排列著一排排的雙層的鐵架床鋪。床鋪和床鋪之間，僅夠一個人側身走路，床鋪的下面是每個人的紙箱和皮箱，不多的幾張簡易的寫字的桌子，擺在一排床鋪的頂頭。人與人之間，談不上私人的空間和隱秘。好一點的床鋪用布簾隔開，沒有布簾的就乾脆向整個世界暴露。即便是有布簾的，也只是擋住左右鄰居的眼睛，因為從大堂二樓的上面，照樣一覽無餘。而二樓大堂上的床鋪密密麻麻，居高臨下，如果想偷窺的話，用眼睛的餘光，就能夠俯瞰一切。
難民們幾乎無事可做，一部分人在讀猶太人自己辦的《上海猶太早報》和《我們的生活》、《鬥爭》等雜誌；一部分從東歐來的猶太人關心著時局，大聲地辯論著什麼；還有人在乘機修鞋、修收音機、修照相機，希望透過自己的勞動，得到微薄的一點收入；更多的老年人和婦女、兒童圍著拉比在靜靜地祈禱……
CFA的人在飯店的大門口給新來的人分發食品，一個白色的鐵盤子、一個金屬杯、一個湯匙、一床薄薄的小被子和他們將要就寢的床鋪的號碼……
薇拉顯然不習慣這樣的生活。在上海火車站她看到一些體面的歐洲猶太人已經坐著另外的汽車走了，她敢肯定他們有更好的住處，沒準是乾淨的公寓。而這個難民營裡，安頓的卻是下等的猶太窮人，看上去是工匠、裁縫、機械工人和流浪漢衣食無憂的天堂。這些人即使在和平的歐洲世界裡，他們也很難有體面的工作和生活。她怎麼能夠將自己的生活和隱私眾目睽睽地暴露在他們面前，在汙濁的空氣裡一件一件地脫著自己的衣服，在晃晃悠悠的鐵床上迎接那些飢餓的目光呢？
她用手緊了緊自己的大衣領，問CFA的人：“我們可以租到單獨房間嗎？”
CFA的人頭也沒抬，說：“當然，女士。假如你有足夠的錢。我們難民營是救濟那些分文沒有、又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我們的每一分錢，都是美國猶太基金聯合發放委員會援助的。時有時無的，最好您能夠自食其力。”
薇拉：“先生，您在暗示我懶惰。可我們剛來……”
C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