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小民匍匐在下，聽命於英明偉大的領袖，三呼萬歲。小百姓似乎也習慣了，只要給點甜頭，大部分的人都願意當順民，儒家思想在維持這種封建道統所起的作用，實在不能低估。
我說的是外行話，只希望能拋磚引玉，真理是愈辯愈明的，實在沒必要叫別人閉嘴不說，我很懷疑南日君在教柏楊先生珍惜羽毛，回去多讀學術性書籍時，有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對方是不“學”無“術”，沒讀過熊十力、余英時這些人的大作？我覺得這一老一少看法的分歧，除了意識形態的差別外，還有“代溝”的問題存在，年輕一輩雖然也知道中國人近幾十年來所受的種種悲慘遭遇，但不是親身經歷，就無法“憤怒”起來。設若南日君也曾經歷過柏楊先生所遭受的種種苦難，也許在鞭撻中國人的缺點上，會更激烈吧！柏楊先生也許太偏激了一點，但“愛之深，責之切”，我們能怪他嗎？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實在該猛醒了！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要離鄉背井，寄人籬下？為什麼那麼多優秀的人才要“楚材晉用”？為什麼東南亞的華人會一而再、再而三遭受排華的噩運？我們這些深受“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高階知識分子，能不負起一些責任嗎？
如何糾正死不認錯之病
文載1981年8月12日紐約《華語快報》
臺灣名作家柏楊訪美，日昨在紐約中華公所，發表演說稱，中華民族之所以一蹶不振，主要是由於死不認錯的性格。柏楊這一看法，相當平實，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創見，倒也不失入木三分的道理。我們試想，近數十年來中國之誤國誤民措施，一意孤行政策，是不是由死不認錯而來！恐怕雖不中亦不遠矣。但是，假如我們更擴大來看，死要面子和死不認錯，恐怕是全人類的通性，各民族的共同缺點。基督教《聖經》上說，每個人都有兩個口袋，前面的口袋裝著別人的過錯，後背的口袋裝著自己的過錯。換言之，人們都喜歡議人之短，而不肯坦白批評自己之失。可見遠在兩千年前，死不認錯的習性，已經是人們的通病了，不僅僅中國人如此。
或問，既然全世界人都有死不認錯的習性，為什麼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仍然進步神速，而同樣死不認錯的中國人，獨不能呢？這不是矛盾嗎？我們的看法，答案應是制度問題。既然每個人都有兩個口袋，裝著別人過錯的口袋在前面，裝著自己過錯的口袋在後面，則每個人背後口袋的所有過錯，必然正好就裝在別人面前的口袋中。如果准許每個人開啟面前的口袋，公佈袋中的過錯，則所有人們背後口袋中的過錯，必然會全部曝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而無所隱遁，不承認也得承認了。這套制度，便是言論自由，便是民主。因此之故，自由民主是糾正人類死不認錯通病的特效靈丹。反之，不實行民主，有權勢者封閉無權勢者的嘴巴，有權勢者只看到他們自己面前的口袋，而無權勢者面前的口袋，則被封條鎖住。則有權勢的錯誤，便永無暴露和改正的機會。只好一錯到底，讓整個社會跟著遭殃。
西方國家有沒有錯？當然有錯，而且曾經大錯特錯，例如西方初期資本主義之剝削勞動者，初期帝國主義之壓迫別國人，都是大錯。但他們因實行民主，不去封閉別人的嘴巴。馬克思可以在倫敦召開共產第一國際大會，發表《共產宣言》，而不受禁止，便是證明。因此，在民主與自由制度之下，他們的過錯不斷獲得暴露與改正，議會成立了，保護工人的立法制定了，工人的生活獲得充分的改善。兩次大戰的教訓，殖民地也獨立了。孔子讚揚大禹“聞過則喜”，又說“聖人之過，如日月經天”，而指出一般常人卻掩飾過錯。孔子希望每個人都成為聖人，但他沒有想出可行的好方法。西方人想出來了，他們用民主制度，使每一個當政者變成聖人。至少能做到了：當權者的過錯，“如日月經天”，大家一目瞭然，不改不行。請看制度的功用有多麼大？從而我們可以獲得一項結論，要想每一個人都自動認錯，雖聖人也辦不到，唯一的辦法是實行民主，使每一個人無法隱瞞過錯，自然可以糾正死不認錯之人類通病。所以要想中國得救，唯一的辦法，就是民主。
《醜陋的中國人》《醜陋的中國人》提要
1984年9月24日，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演講《醜陋的中國人》，強烈批判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以及“不能團結”等，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
次年8月，此篇講稿和另兩場演講的記錄（《中國人與醬缸》、《人生文學與歷史》）、一篇訪問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