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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廣泛動員群眾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運動，全面部署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召開兩次大會：一次是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舉行；一次是北部十一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縣（原寧都縣）舉行。這種經濟建設大會，以前在蘇區是沒有開過的。
毛澤東在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就是這個報告中的重要部分。報告從根據地實際情況出發，指出經濟建設的目的是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也是為著改善群眾的生活。他尖銳地批評了戰爭忙“沒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要等戰爭勝利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的錯誤認識。要求各級政府抓緊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領導方式上要群眾化，反對官僚主義；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眾商量辦事，反對命令主義。他強調指出：
“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⑿
這兩次經濟建設大會召開後，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具體指導下，中央蘇區出現了蓬蓬勃勃的群眾性經濟建設熱潮，各項建設工作逐步發展起來。
毛澤東把大力發展農業作為經濟建設中頭等重要任務來抓。王觀瀾回憶道：“毛澤東同志抓政府工作時，抓得很緊。農業生產當時主要是勞力問題，僱零工平時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時，一天兩三元也僱不到。紅軍家屬雖有耕田隊幫忙，但也時常發生不能及時解決耕種的問題。地方工作越先進，參軍的人越多，壯勞力也就越少，生產就越困難。所以，毛澤東同志重點抓了創辦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親自講演，予以提倡、推廣。換工本來在民間早有習慣，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餘的牛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有一個章程，對使用管理和餵養耕牛都有具體規定。但農忙時，勞力還感不足，以後就發動婦女參加勞動，抓典型，獎勵推廣。江西婦女原沒有下田的習慣，透過動員，婦女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成了一支生力軍。就這樣，解決了農業生產中勞力不足的問題。一九三三年，全蘇區農業生產平均增產一成半，紅軍給養有了保證，一九三四年那一年，農業生產也是大豐收。”⒀
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也是放在中央蘇區經濟工作面前的一項嚴重任務。由於這種嚴密的封鎖，造成中央蘇區內鹽、布、西藥奇缺，而糧食、鎢砂、煙、紙、樟腦卻出口困難，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革命戰爭。有人回憶說：“毛澤東同志很重視這項工作，號召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發展對外貿易，把糧食、鎢砂、木頭、樟腦、紙張、菸葉、夏布輸出到白區去，賣得適當的價錢，從白區購買必需品，如食鹽、布匹進來，分配給人民，打破敵人的封鎖。當時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同志，副委員長陳雲同志、朱琪同志都親自抓這項工作。”⒁他們採取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儘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勵國民黨統治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民黨統治區開設商店和採購站等。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溝通了中央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商品流通，活躍和發展了蘇區經濟。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穀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⒂
此外，財政、金融、手工業、兵工廠、郵電、交通、醫藥、衛生等事業都有一定的發展。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是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進行的，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論中（《毛澤東選集》中的《我們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