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屆農講所共開設二十五門課程，內容都是圍繞中國革命的基本知識，其中關於農民運動的課程佔八門，教員多是有實際經驗的農民運動領導者，如彭湃、阮嘯仙等。毛澤東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其中“中國農民問題”是所有課程中授課時間最多的，共二十三個課時。
毛澤東從六月初開始講這門課。從儲存下來的學員課堂筆記裡反映出，毛澤東嚴肅地回顧並總結了歷史經驗，指出以往革命黨人都沒有注意研究農民問題，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就由於沒有得到三萬萬二千萬農民的擁護。他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係、革命目的五個方面系統地闡明農民問題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工農商學兵的各階級問題；設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則各階級問題也無由解決。”“可以說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故土地問題為本黨中心問題。”
只有依靠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深受壓迫的農民群眾，只有把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放在革命的中心問題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經過長期的探索，終於自覺地認清這個關鍵性問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這方面工作中，再也沒有改變。這就為他以後能創造性地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勝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當然，對如何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他還需要繼續在實踐中探索。
毛澤東歷來注重對社會實際狀況進行切實的調查研究。他在農講所提倡學員研究各省的農民問題，組織了以地區劃分的十三個農民問題研究會，還主持擬定了地租率、田賦、地主來源、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農民觀念、民歌等三十六個調查專案，要求學生根據家鄉的實際情況一一填寫。毛澤東很珍視這些調查材料，後來丟失了，到六十年代談起時還說很可惜。
當時，彭湃領導的以廣東海豐為中心的東江農民運動最為成功。八月間，毛澤東又組織師生到那裡實習兩週，大大加深了對農民運動的瞭解。《中國農民》報道說：“赴海豐實行在將屆畢業之時，學生於上課已久、接受各種理論之後，親入革命的農民群眾中，考察其組織，而目擊其生活，影響學生做農民運動之決心極大。”⑨
革命的形勢發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東較場誓師北伐。這一天，北伐軍先頭部隊葉挺獨立團已攻佔湖南醴陵。所到之處，都有當地工農群眾直接給以各種援助。十一日佔領長沙。七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北伐戰爭中國共合作策略和民眾運動政策等問題。會議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要反對“左”、右兩種傾向。但對農民運動的限制很多，認為農民協會“尚不能帶有階級色彩”，農民的武裝“不要超出自衛的範圍”等。
毛澤東對農民運動的認識，和中央的這個認識已有所不同。他組織編印了一套《農民問題叢刊》，供全國各地從事農民運動的人參考。內容有三類：一是關於農民運動的重要文獻，如《孫中山先生對農民的訓話》、《中國國民黨之農民政策》；一是農講所教員的專題研究報告，如《俄國農民與革命》、《海豐農民運動報告》；還有一部分是學生的調查材料。原來準備出版五十二種，後來受條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種。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輯出版時，毛澤東寫了一篇序言，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進行革命，“最大的物件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他們是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的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就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根據這一分析，毛澤東認為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地主階級之特權，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就不會從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那就是不知道輕重本末。由此，他進一步闡明：“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他批評一些同志只重視做城市工作，而忽視農民運動的傾向，號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向黨裡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