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孔、孟、程、朱、陸、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爾派的思想。楊昌濟說自己以《倫理學原理》為教本，“所講不限於西洋之倫理學說，中國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張、朱、陸、王及王船山之學說，亦間取之”⑾。強調主觀能動性的陸（九淵）、王（守仁）學派更為楊昌濟推重，毛澤東當然也受到薰陶。他常和蔡和森、張昆弟等討論宋明理學，研讀過朱熹編的《近思錄》、《四書集註》和《朱子語類》等，對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便常用這些觀點來作比較，發揮原著的一些論述。諸如“孟軻之義內，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為直覺論”；“吾國宋儒之說與康德同”等等。
中國近代社會正處在空前劇烈的變動中，舊的傳統秩序漸趨崩潰，外患內亂迭起相承，政治舞臺風雲變幻，這就使“尚動”“主變”成為人們尋找出路的重要傾向。這個時代特點同樣體現在毛澤東的探索中，並蘊含著濃厚的辯證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蓋唯有動而已”⑿的觀點。在《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他寫道：“此世界中變化萬殊。”還把它運用到人類社會的考察當中，說歷史從來就是一個治亂交替的過程，聲稱特別喜歡戰國七雄、楚漢相爭、三國鼎立那些“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時代。認為：“非好亂也，安逸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