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一個說教型社會，而中國是一個學習型社會
西方國家和企業如何會淪落到這樣一個被動地位呢？西方國家非常歡迎福山（Fukuyama）1989年的論文和1992年出版的《歷史之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書，因為福山在該書中寫道，西方*很可能是人類社會、文化演變的最終階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終形式。他的理論還得到了人文理論的支援……全世界應有統一的道德標準。這樣，西方國家自然而然會要求所有國家都遵循西方價值觀。但是，這種傳教式的做法經常被其他國家看作是說教。
而中國則深深意識到自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需要不斷改正、改善和學習。這種觀念使中國成為一個學習型社會，願意嘗試任何符合自己目標的理論與實踐，這是它最為寶貴的財富之一。1979年*訪問美國的時候參觀了位於亞特蘭大市郊的一家福特工廠。那時福特公司一家工廠每月生產的汽車總量就超過了全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量。*在那次參觀中曾經說過，“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中國人也的確是這樣做的。
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駐北京記者弗蘭克·西仁（Frank Sieren）描繪了這樣一幅未來場景：配有導航系統和安全氣囊的四門中國產汽車以大約5000美元的價格在沃爾瑪銷售，而且人們可以像購買日用品一樣直接去收銀臺付款。沒有炫目的介紹、沒有展示廳，也沒有繁雜的銷售體系，每個星期五直接去停車場提車就可以了。
當然，雖然中國的經濟前景非常樂觀，它無疑也會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內部問題：
“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思想道德建設有待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同新形勢新任務不完全適應，對改革發展穩定一些重大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夠深入；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幹部作風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奢侈浪費、消極*現象仍然比較嚴重。”
上述表述貌似一篇西方社評，但事實上它一字不差地來源於2007年10月*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西方國家現在仍然遠遠領先於中國。但是，中國已經逐步成長為它們在全球市場上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並且正在創造一種符合自己歷史與社會要求的、與美國現代*相抗衡的政治體制，就像美國在200多年前創造了符合自己歷史與社會要求的*體制一樣。我們將逐一探索中國新的社會體制所依賴的八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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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想要理解*所號召的解放思想，我們必須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全中國十多億人都在搞階級鬥爭，必須以共同發展的目標把這些人團結起來，必須把“*”的毀滅性力量轉化為建設中國新社會的動力。要實現社會的變革首先要允許人民重新進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國社會變革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們必須擺脫桎梏我們精神的枷鎖。”
1978年5月的中國：*，一位身材並不高大的偉人，向全中國發出號召：“我們必須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
*明白，一個自上而下決策的中央集權社會絕不是市場經濟的沃土。因此，想要實現以權力分散為特點的經濟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須解放思想。當時，中國就像是一個實行*統治的傳統公司，過度自信的總裁聽不見批評，也看不到變化。幾十年來一直受壓抑的中國人必須要學會獨立思考。權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須同時進行。
在1949至1976年間，“大躍進”和“*”使10億中國人完全陷入毫無生氣的狀態：飢餓、與世界隔絕、拒絕一切非公有制經濟。讀書無用論盛行、大學關門，全國高考暫停。
在這一段時間裡，人們是如何挺過來的呢？許多書籍中都記載了那段日子給人們留下的傷害，這種傷害也許一直持續到了現在。但是，在與許多人交談之後我們驚訝地發現，他們幾乎已經忘記了當時的苦難。這也許和中國人的適應能力有關，也和他們的樂觀天性有關。他們感覺為未來而奮鬥比沉迷於過去更加有益。我們所認識的許多中國成功人士都有過在“*”期間被送到農村接受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