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於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無論是帝國中央在確立郡縣制中爆發的“諸侯封建”說，還是六國貴族在當時的復辟言論與復仇暗殺行動，以及山東民眾與當年封主的種種聯結，甚或對貴族暗殺行動的實際掩護、民間流言、反秦石刻生髮不息等等，都證明了這種可變性的強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後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後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後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覆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後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援，至於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後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後外患政變迭出，後更有“家家皆淨”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餘年之後。縱觀中國歷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與後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於活歷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關注的根本點，便是直接延續於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乃“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貴族可以因政見不同而流亡，並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以再度奪取政權。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也只有在這一時代，士人階層能以政見理念為標準，選擇效力的國家，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其特立獨行千古罕見。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可以自由遷徙，“危邦不居”，可以對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觀，皆賴於這一時代的根基精神，皆為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
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這一風尚的實際內涵，是對失敗者的寬容，對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統一中國之後的十二年裡，這種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歷史傳統，存在於現實社會。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並沒有因為嚮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具體到個人的六國貴族的復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於對復辟舊制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復辟大毀滅的歷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闢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裡，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併發，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於種種未來與現實利益而生髮的反覆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聖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瞭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歷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於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制、決通川防、修築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後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鍊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