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專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
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優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闢。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
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
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闢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富。節事以時，諸產繁殖。
黔首安寧，不用兵戈。六親相保，終無賊寇。歡欣奉教，盡知法式。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
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臺刻石文之後，附記了這篇最長刻石文產生的經過：李斯王賁等十一位隨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會商，一致認為古之帝王地狹民少動盪不休，尚能刻石為紀，今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天下相與傳頌皇帝功德，更該刻於金石以為表經。於是，產生了這篇專一地全面地敘述滅六國之後帝國新政舉措的文辭。
列位看官留意，這三篇刻石文極易被看做歌功頌德之辭，而忽視了它對歷史真相真實記載的史料價值。就後世史家對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視了琅邪臺刻石文中的兩處事實：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謂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謂一量，統一規定形制尺寸重量也。這一事實是說，秦在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等等之外，還有一個統一，這就是統一大軍裝備的形制尺度與重量。在諸多史家（包括軍事史、兵器史等專史）與文化人的知識認定裡，都以為兵器衣甲裝備的標準化是從宋代開始的，因為，歷代兵書中，只有宋代編定的《武經總要》規定了各種兵器的尺寸重量。對秦帝國的兵器裝備標準化，既往的通常說法是史料無載，一直到當代考古學者在秦兵馬俑中發現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鏃，方才提出了這一理念。事實上，琅邪臺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確實無誤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將“器械一量”與“同書文字”並列，可見其重要。《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對此條的解釋是：“內成曰器，甲冑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確。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被人忽視而沒有作為公認史料提出罷了。其二是“六親相保，終無賊寇。”當代人大多激烈抨擊秦政中的連坐制，幾乎沒有哪個史家或學人提出連坐制在當時的實際意義。這一條給我們展示了秦帝國自家的實際解釋：連坐制的實際意義在於“六親相保”，其實際效果則是“終無賊寇”。也就是說，起於戰時管制的秦法連坐制，透過相互舉發犯罪，而達到共同防止犯罪，進而族人親人互相保護的目標。對於社會總體效果而言，沒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沒有賊寇這種罪犯了。因為這一實際效果，秦統一中國之後，連坐制非但沒有廢除，反而是推向了整個華夏。自秦之後，後世斷續沿用連坐制而始終不能徹底丟棄，應該說，這種實際效果起了決定性作用，尤其在戰時社會。
就是在這次大巡狩濱海之行的後期，盧生徐福等幾個方士第一次上書皇帝，萬分肅穆地說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請求攜帶童男童女出海求仙。從一個方面說，始皇帝親臨大海，眼見其壯闊遼遠，對流傳久遠的海中有仙之傳聞不可能完全拒絕相信，更兼其時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時常發作，遂允准了盧生徐福之請，准許其籌劃出海求仙。從另一方面說，其時六國貴族多有逃亡，許多貴族後裔都逃遁到海島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為名目，派出精幹斥候於護衛求仙的軍士之中，以求查勘貴族藏匿之真實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時年嬴政四十二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三川郡（在陽武博浪沙遇刺）——膠東郡——之罘山——琅邪臺——返經恆山——經上黨——西渡河入秦。從時間看，是仲春（二月）出發，大約在立冬前後歸秦，也是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與上次緊緊相連，其使命大體也與上次大體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達海濱，登臨之罘山，留下了兩篇刻石文字，其內容與嶧山石刻大同小異。這次大巡狩中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陽武縣博浪沙路段的刺殺皇帝事件。這一事件的真相後來見諸於史冊：舊韓公子張良攜力士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