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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桓王拒絕提高楚君封號後，《史記》記載的熊通的說法頗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師（將）也，蚤（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說的是這樣三層意思。其一，歷代楚人對周室有功。從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將軍，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雖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還是平定了江漢諸部，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諸侯國自居，視其餘部族為蠻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傷楚人太甚！實際上，熊通已經將日後形成為楚國國家心態的根本因素，酣暢淋漓地宣示了出來。
楚人的這種心態，中原諸侯很早就有警覺。
《左傳·成公四年》載：魯成公到晉國朝聘，晉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魯成公大感羞辱，回國後謀劃結盟楚國而背叛晉國。大臣季文子勸阻，將晉國與楚國比較，說了一段頗具代表性的話：“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晉）國大、臣睦、而邇（近）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叛）。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愛）我乎！”這裡的關鍵詞是：楚非吾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襄公八年》又載：鄭國遭受攻伐，楚國出兵援救。鄭國脫險之後，會商是否臣服楚國，大夫子展說的是：“楚雖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也就說，楚國雖然救了鄭國，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國不會親佑我，而是要鄙視壓制我，所以不能服從。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顧忌猜疑，很難用一般理由解釋。
當時，與楚國同受中原文明歧視者，是秦國。然則，秦國對這種歧視，卻沒有楚國那般強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終將這等歧視看作強者對弱者的歧視。故此，無論山東士人如何拒絕進入秦國，秦國都滿懷渴望地向天下求賢，孜孜不倦地改變著自己，強大著自己。當然，這兩種不同的歷史道路後面，還隱藏著一個重要因素：中原文明對秦國的歧視與對楚國的歧視有所不同。畢竟，秦為東周勤王靖難而受封的大諸侯，其赫赫功業天下皆知。中原諸侯所歧視者，多少帶有一種酸忌心態，故多為咒罵譏刺秦風習野蠻愚昧，少有“非我族類”之類的根本性警戒。是故，秦國的民歌能被孔子收進《詩經》，而有了《秦風》篇章；而楚國作為春秋大國，不可能沒有進入孔子視野的詩章，然《詩經》卻沒有《楚風》篇章。這種取捨，在素來將文獻整理看作為天下樹立正義標尺的儒家眼裡，是非常重大的禮樂史筆，其背後的理念根基不會是任何瑣碎緣由，只能是“非我族類”之類的根本鄙夷。
其後時代，由於中原文明對楚國的鄙視，也由於楚國對此等鄙視的逆反之心，兩者交相作用，使楚國走上了一條始終固守舊傳統而不願過分靠攏中原文明的道路。見諸於實踐，便是隻求北上爭霸，而畏懼以中原變法強國為楷模革新楚國，始終奉行著雖然也有些許變化的傳統舊制。
楚國傳統體制的根本點，是大族分治。
楚國起於江漢，及至春秋中後期已經吞滅二十一國，整個春秋戰國兩個時代，楚共計滅國四十餘個，是滅國佔地最多的戰國。須得留意的是，整個西周時期與春秋初期，是楚國形成國家框架傳統的原生文明時期。這一時期，楚國的擴充套件方式與中原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這種不同，形成了楚國遠遠強於中原各國的分治傳統。
西周時期，中原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冊封決定，不能自行擴充套件。所以在西周時期，中原諸侯不存在自決盈縮的問題。而楚國不同，由於地理偏遠江漢叢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諸侯，而是自生自滅一般性的承認式小諸侯，故此可以自行吞併相鄰部族，從而不斷擴大土地民眾。及至春秋，中原諸侯開始了相互吞滅。由於中原諸侯無論大小都是經天子冊封確認的邦國，政權意識強烈，故這種吞滅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戰爭方式進行。即或戰勝國有意保留被滅之國的君主族利益，也是以重新賜封的形式確認，被滅君族從此成為戰勝國君主的治下臣民，而不是以原有邦國為根基的盟約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諸侯吞滅多少個小國，被吞滅的君主部族都很難形成治權獨立的封邑部族。當然，中原大國賜封功臣的封地擁有何種相對程度的治權，也是君主可以決定的。也就是說，法令變更的阻力相對要小許多。
楚國不然。
如果說中原諸侯擴張只有一種方式，那麼楚國的擴張則至少有兩種方式。
由於擴張方式的不同，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