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源遠流長的崇商之道。秦國重農而山東崇商，植業根基之不同，終致民風大相徑庭。就實而論，非秦人天生惡商，亦非六國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別，根本原因在兩種治國之道的激勵督導不同，更深遠處則在兩種治國理念之差別。
商鞅治國理念已經說過，再來看看山東治國理念。
僅說商風最濃的齊國。春秋之世，齊立國的第一任國君姜尚，便開了與周道不同的治國之道：“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通工商之業，因其俗，簡其禮，而人民多歸齊。”《前漢書》則雲：“初太公（姜尚）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不出來做實事）；其失（缺點是）誇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遇到急難便四散），緩之則放縱（尋常時日則放縱享受）。”兩則記載，前者說齊國開首便以激勵（勸）通商、簡化禮制吸引人民，後者說齊國開首便放縱士風。兩者相互浸潤，國風始得放縱。
後來，管仲開新政變革之先河，對民眾經商之風更有明確立論，他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尚簡約，所以使民貧也；美壟墓（興建豪華的田宅墳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