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胄流水般趕赴洛陽，策動呂不韋移國就相的密報時，嬴政有了一種直覺，必須對這個曾經的仲父有所警示，也必須使呂不韋離開中原是非之地；否則，他仍然可能對秦國新政生出無端騷擾，甚至釀出後患亦未可知。基於此等思慮，嬴政才派出了與呂不韋世交篤厚的蒙武，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書。有意刻薄，也是嬴政從少年時便認定這個仲父闊達厚實，很少能被人刺痛說動，不重重刺上幾句，只怕他聽罷也是淡淡一笑渾不上心。及至蒙武星夜趕回稟報，業已悔之晚矣！嬴政這才覺得，自己顯然低估了呂不韋在嫪毐事變中遭受的深深頓挫，更沒有想到，這個曾經的仲父會將自己的幾句刻薄言辭看得如此之重。
就實而論，以呂不韋的巨大聲望，縱然遷徙到巴蜀之地，完全可能依舊是賓客盈門。呂不韋若堅執無休止地傳播《呂氏春秋》，嬴政縱然不能容忍，又能奈何？以戰國之風，這幾乎是必然可能發生的未來情勢。一個力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新政的國王，豈能沒有顧忌之心？若得全然沒有顧忌，除非這個享有巨大聲望以致嬴政不能像處死嫪毐那樣輕易問他死罪的曾經的仲父死了。然則，呂不韋心胸豁達，體魄厚實，豈能說死便死？呂不韋若是活得與曾祖父昭襄王一般年歲，嬴政的隱憂極可能還要再持續二十餘年。恰恰此時，呂不韋卻自己去了，使嬴政的未來隱憂以及有可能面對的最大麻煩頓時煙消雲散，可謂想也不敢想的最好結局。
這，是天意麼？
乍接呂不韋死訊，嬴政可謂百味俱生。如釋重負，歉疚自責，空蕩蕩若有所失，沉甸甸憂思泛起，痛悔之心，追念之情，亂紛紛糾葛在心頭無以排解。是呂不韋以死讓道，使他能夠大刀闊斧地親政領國麼？果真此心，因由何在？恍惚之間，嬴政心頭電光石火般閃過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念頭——莫非流言是實，呂不韋當真是我生父？不！不可能！果真如此，母親豈能那般匪夷所思地痛恨呂不韋，將狂悖的嫪毐抬出來使呂不韋永遠蒙羞？但無論如何，對他這個秦王而言，呂不韋之死，這件事本身都是難以估價的“義舉”。身為秦王，唯有厚葬呂不韋，方可心下稍安。若是沒有山東奔喪者們的竊葬事件，在法度處置之後，嬴政原本是要為曾經的仲父舉行最隆重的葬禮的。
然則，竊葬之報猶重重一捶，嬴政頓時清醒了過來。
事關國家，唯法決之。這是嬴政在近十年的“虛王”之期錘鍊出的信念，更是在與《呂氏春秋》周旋中選擇的治國大道。呂不韋既然長期執掌秦國大政，呂不韋便不是呂不韋個人，而是關聯天下的秦國權力名號，是秦國無法抹去的一段極為重要的歷史；對呂不韋喪葬的處置，也不是對尋常大臣的個人功過與葬禮規格的認定，而是關聯秦國未來大局的國事政事。若非如此，山東奔喪者們豈能如此上心？
百年以來，秦國大臣貴胄客死山東者不可勝數。秦國每次都是依照法度處置，何以山東人士沒有過任何異議？嬴政很熟悉國史，清楚地記得：當年秦昭王立的第一個太子，也就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的哥哥出使魏國，吐血客死於大梁，隨行副使不敢對屍身做任何處置，立即飛報咸陽。那時候，山東六國朝野非但沒有咒罵秦國，反倒是一口聲的讚頌：“秦國之法，明死因，消隱患，防冤殺，開葬禮之先河，當為天下仿效矣！”這次，呂不韋屍身擱置得幾日，如何突然便成了不能容忍的罪孽？山東士商與六國官府是針對葬禮還是秦國？若是旁個大臣客死洛陽而依法處置，山東諸侯會有如此大動靜麼？其中奧秘不言自明，是可忍，孰不可忍！聽任山東奔喪者們竊葬，秦國何以立足天下？
儘管思緒憤激，連夜東出，嬴政終究還是忍下了這口氣。
面對蒙武與王綰的攔路強諫，多年磨鍊出的冷靜秉性，使嬴政心頭立即閃出了第一個念頭：兩位都是敦誠大臣，不妨想想再說。回到函谷關幕府，蒙武王綰又是各自陳說備細，嬴政終於從憤激中真正擺脫出來。君臣三人計議了整整一宿，決意大度地處置震動天下的竊葬事件。處置方略是：第一步，秦王對朝野頒行緊急王書，以“文信侯猝死，實出本王意外，亦致各方多生錯解，情可鑑也”為根基說辭，承認對呂不韋的竊葬，申明對預謀各方不予追究；第二步，蒙武再度為秦王特使，趕赴洛陽北邙山，以公侯大禮隆重祭奠呂不韋，並以秦國王室名義，為被草草竊葬的呂不韋修建壯闊的文信侯陵園。
“此事如此告結，我心亦安矣！”嬴政長吁了一聲。
“王有大度，宣洩人心，事端自平。”蒙武寬慰地笑了。
“餘波一平，整肅國政便可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