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地方是中原文化所難以理解的，這也正是中原名士難以在楚國建功立業之所在。魏武侯時期，文武全才的吳起因奸佞排斥不被國君信任而逃到楚國。當時的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丞相），立志變法圖強。吳起以鐵腕強力變革楚國落後愚昧的舊制，卻幾乎將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楚悼王一死，吳起立遭慘殺，楚國就成了一個“三分新七分舊”的奇特戰國，始終是萎靡不振難有作為。龐涓當初為了選定自己要報效的國家，曾對楚國做了深入的遊歷研究，認為楚國和中原文明尚有百年距離。吳起在楚國的失敗，不是變法本身有誤，而是這個國家的落後愚昧封閉，和變法所需要的基礎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任誰在短期內也難以扭轉。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楚國的上層貴族始終偏安封閉的山國，沒有放眼天下競爭存亡的大器局。中原諸國凡有大事，都離不開楚國參與，但卻也沒有一個國家將自己的存亡希望寄託於楚國。中小諸侯國更是極少主動尋求楚國的保護。在七大戰國中，楚國與秦國的附屬國最少。秦國是因為被山東六國封閉在函谷關以西，不可能東出爭奪中原附屬國。但秦國在秦穆公時代就吞滅兼併了幾乎所有的西部戎狄部族邦國，沒有被化入的草原部族也幾乎全部臣服於秦國。秦國也是一個積極向中原文明靠攏的諸侯國，不管中原大國如何蔑視秦國，秦國都始終以中原文明為楷模。楚國對南部蠻夷部族其所以缺乏有效統合，則泰半是不思進取所致。譬如嶺南的百越，楚國就僅僅滿足於鬆散的“稱臣納貢”，而沒有將這支繁衍旺盛人口眾多的部族納入整體國力。楚國名義上有千萬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力卻只有數十萬，還不如只有數百萬人口的趙國可能動員的兵力。說到底，也是這種有名無實的龐大臃腫造成的。
在深入的查勘中，龐涓還發現楚國上層對中原文明有一種自卑而又不甘屈服的躁動。時時湧動著一種要求中原文明承認他們、接納他們的強烈要求，又時時處處與中原文明警惕的保持著一定距離。若果不被重視，他們就會尋找機會和理由向中原示威，顯示力量。如果中原大國敞開胸懷，他們又會自動退避三舍，害怕被中原同化。三百年前楚莊王時，誰都知道楚國的力量尚遠遠不及中原一個晉國，更不要說眾多諸侯的聯合力量。楚莊王卻要借聯兵抗戎之機，陳兵洛陽郊外，向東周王朝的勞軍使者王孫滿挑釁，問洛陽九鼎輕重幾多？那時侯，九鼎可是天子王權的象徵，問鼎天子等於是向天子的王權挑戰。王孫滿回答：“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楚莊王也只好悻悻而歸。從此以後，楚國對中原的野心大白於天下，惹來與中原王室及諸侯國的種種麻煩。
後來，楚國有一段稱霸時期，又缺乏謀略，不懂象齊桓公和管仲那樣樹起“尊王攘夷”的大旗，而是兇巴巴急吼吼的號令中原。結果惹來和晉國的城濮大戰，一敗塗地，從此兩百多年萎靡不振。龐涓認為，這些都是因為楚國缺乏大器局所致。在龐涓看來，這樣的國家最好對付，最難對付的是那些不拘小節，甚至不計一城一地之得失，卻又雄心勃勃的國家，譬如趙國，譬如齊國。甚至秦國也同樣。剛繼位的這位秦國新君，竟將已經奪回大部分的河西土地拱手相送以求休兵罷戰，簡直匪夷所思！這種人不是懦弱昏聵，就是機謀深沉。他們對這些先來後到、座次排列之類的邦交細節絕非遲鈍，可是在表面上卻渾不計較，一心只在大事上做文章。一個國家，若果處處在這種細節遊戲上較真兒，無疑已經是衰老了，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更大價值的東西去計較了。楚宣王正是這樣，給他一個尊貴的座次，再給他一點看得見的好處，他就會大喊大叫的用難懂的楚語為盟主捧場。這一點，龐涓早就算定了。
酉時一到，魏國的鐵騎儀仗準時在行轅區外展開，漫天晚霞中顯得整肅威武，一片燦爛。龐涓的軺車駛出行轅時，逢澤大道上也捲起了陣陣煙塵。
擔任司禮的主書輕聲笑道：“上將軍，果真妙算！”
龐涓嘴角掠過一絲輕蔑的微笑，緩緩舉起右手。驟然間，鼓聲大起，長號向天嗚嗚齊鳴，聲勢很是雄壯。一箭之地處，黃色大旗上的“楚”字已經清晰可見，王車上青銅傘蓋的熠熠閃光也已經映入儀仗鐵騎的眼裡。
“上將軍，王車上如何不見楚王？”主書困惑的問道。
龐涓沒有答理主書，只是恭敬的深深一躬，低聲命令，“報號。”
主書醒悟，連忙以司禮身份高聲唱道報，“六國會盟特使、魏國上將軍龐涓，恭迎楚王大駕——！”
王車上，楚宣王羋良夫特別興奮。一路上，他都是躺在特製的大型王車中想心事。因生得特別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