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現在是；“只有中國能夠救社會主義”。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時的說法；這社會主義是誰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三個人互致新年問候。
戈爾巴喬夫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融合。”
撒切爾夫人說：“不；社會主義肯定要完蛋。”
中國式的流行風
對於中國內外那些研究20世紀曆史的人來說；從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直到1992年鄧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實在是多災多難。在這兩個事件中間；有意思的事情還有很多。年歲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轉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們有自己的俚語———“一邊玩兒去”；“一無所有”；有發洩內心鬱悶的滑稽語———“煩著呢；別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長達腳面的牛仔褲；短統襪、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圓領T恤衫；前胸後背印著手寫體的大字：“從頭再來”、“我是流氓我怕誰”等等；有群聚起來消磨時間的方式———“愚人幫”、“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風尚。上海第九人民醫院整形外科專家張滌生因此大為吃香。他領導的小組在這一年為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做了整容手術；有個男人想要一個“阿蘭·德龍式的下巴”；有個女人希望他照著英格麗·褒曼的樣子為她做出一個鼻子。上海市的大學生和高中生中；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和百分之三十二的女生到舞廳去跳舞。聖誕夜那一天；“夢上海”夜總會的入場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匯券”①。和平飯店裡還出了個穿著“三點式”舞衣的女郎。這些都是報紙上的新聞。不過這樣的事情還是鳳毛麟角的；大多數人喜歡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廣場；每天晚上；至少一千個年輕人在迪斯科音樂中搖晃不停；狂歡到午夜。“卡拉OK”這種自娛自樂的方式；也是在那時流行起來的。那一年中國已經有一百八十八家音像出版社；有五十個音像生產廠；銷售了三十六萬盒錄影帶和一億一千七百萬盒錄音帶；鐳射唱盤還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統一；幾乎所有音樂都是靠錄影帶和錄音帶流行起來的。“卡拉OK”歌廳在六個月中便已遍佈全國；上海有三十三家；廣州四十多家；北京有五十家。其中最紅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廳”；三十塊錢一張門票（當時一個普通工人月工資大約一百元）；每唱一支歌要付五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於是；一杯美國可口可樂三元；一杯日本蘋果汁八元；一杯德國啤酒十元；一盤去皮切成小塊的中國西瓜二十元。可你要是在遙遠的陝北小縣榆林的那家歌廳裡；花上二十塊錢；就能唱一整夜；當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陳年老茶。
普通人在公眾場合一展歌喉的慾望；實在有一種很深的社會背景。這“卡拉”兩字源於日本；在日語裡是“空”的意思；“OK”則是管絃樂隊的英語縮寫。這兩個詞連在一起；本意是“無人伴奏樂隊”；傳到中國卻有了更多的含義。那時候歌廳裡引吭高歌的人大都沒有技巧；但卻很真摯；總是聲嘶力竭；總是淚流滿面；完全不像現在的人們；唱起歌來有技巧而無真情。歌聲也傳到大學校園裡。熱血沸騰的大學生收起遊行的旗幟和標語；解下頭上的紅飄帶；不是回到昔日女友的懷抱中；就是埋頭讀“託福”；準備遠走他鄉了。過去的幾個月裡；他們連找工作都成了問題。即使沒有這個打擊；他們也已被劉震雲的小說《一地雞毛》重重地打了一個耳光。誰都可以看出；那裡面的小林就是他們自己的未來。於是不少年輕人重新選擇自己的生活。有家報紙說；在南京；每一百個大學生中；只有三個認為“人生最寶貴的是事業”；卻有五十四個說自己“空虛無聊；悶得發慌”。上海復旦大學有個博士生說：“方帽子裡煎不出牛肉餅。”大家都覺得這話精闢；到處傳播。看來有這種想法的人挺多；有一天這所大學搞了一次調查；題目是“學生們都在幹什麼？”結果發現；百分之十在閒聊；百分之十看電視；百分之七看消閒書；百分之七談戀愛。全國有兩億五千七百五十萬個“成年獨身者”；大都很安分；“第三者插足”、“黃昏戀”和“四十歲的男人是野狗”一類的話題；還沒有流行；《廊橋遺夢》在中年人中引起的那股躁動還要等到五年以後。90年代初期耐不得寂寞的是那些未成年人。大學生原來是不準談戀愛的；可是從這時開始誰也管不住他們了。有個大學生；悶得發慌時就去追求女孩子。“我已經談了十七個了”；他說；“我揮一揮手；就帶走一片彩雲。”北京的大學校園中；一批學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