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浩一大早就走進了辦公室。作為華夏東岸共和國“大糧倉”西湖縣的父母官、同時又兼任著南鴨子湖地區常委的他，現在是真的太忙了，他要處理工業、金融、農業、軍事等各方面的一籮筐事務，幾乎從早到晚都要撲在辦公桌上忙活著。
對了，錢浩去年從平安縣縣長的位置上調到了西湖縣任縣長（平安縣縣長由從遠東迴歸的退役陸軍軍官楊明陽接任），雖然給他升了半級，兼任了地委常委，但在很多人眼裡，這個邵樹德派系的中堅官員此番得失如何還真不好說呢。畢竟平安縣的重要性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貿然從一個工業縣縣長的位置上調任一個農業縣的縣長，這其中的落差還是相當不小的。
而更令錢浩不爽的是，也許上面那幫人閒得蛋疼了，居然在去年又給他們下面這些地方官員找了些“樂子”，那就是所謂的認真督促新稅制的推廣與宣傳，同時確保七大稅種囊括的各類稅收都能如數收繳上來，以補充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
可問題是，那些稅在錢浩看來，根本就不是那麼好收的！為何？一則如今東岸還沒有獨立的稅務部門，所有的稅務稽查員都是隸屬於財政部的，而基層的徵稅員大部分又都是兼職的，他們有自己的本職工作，這徵起稅來的效率可想而知；二則老百姓天然是不願意繳稅的，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隱瞞自己的財產和收入，以便逃稅，實在逃不過去的話也儘量少交一點。而如果想要摸排清楚每家每戶的家產與收入的話，這又是一項極為浩大的工程，執委會也許要單獨成立一個稅務部門。僱傭幾千甚至上萬人，花費數年時間進行調查，可這成本高昂得令人難以忍受。故一點也不現實。
我們只要看看去年稅收的資料就知道了。在全年191.4萬元的總稅金中，動產稅和不動產稅這兩個主力稅種。去年分別徵收到了43.2萬元、72.4萬元，佔到了六成，不愧其主力稅種之名。但這兩個稅種在徵收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問題，首先是老百姓的不配合。不動產稅還好說，畢竟全國人民現在的不動產數量都差不多，除少數人之外，也沒誰比別人多一處宅子什麼的，這為不動產的估值與徵稅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拖欠著不交的人仍然不是少數。
可動產稅的徵收就很麻煩了。畢竟你沒法去全方位監控每個居民的財產收入情況。因此最後只能依據地區差異商定稅金額度，然後讓各村自己攤派——這似乎是成本最低的徵稅方式，當然其中也有著巨大的舞弊空間，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歐洲此時的財產稅徵收，都是將徵稅權進行公開拍賣，然後由包稅人自己想辦法去徵收，而這個“想辦法徵收”的過程嘛，自然是很不和諧了。與這種拍賣徵稅權的方式相比，東岸人這種由各地反覆商討定下的稅金額度，雖然也不可能完全和諧。但比起歐洲那種粗暴的方式來說要“溫柔”多了。
當然了，你徵稅方式再溫柔，對於老百姓來說都是一樣的。反正都是要從他們口袋裡掏錢，因此不情不願、隱瞞漏報、撒潑耍賴是難免的，因此這最後徵到的43.2萬元的動產稅其實是遠低於財政部最初的預期的（至少打了個六折）。而更令財政部崩潰的是，這43.2萬元裡面，真正入賬的只有29萬元左右，剩下的14.2萬元則處於拖欠狀態，拖欠的民戶們其實不是沒錢繳納這筆稅收，只是處於種種原因（比如對村幹部攤派到自己頭上的額度不滿等等）賴著不交而已。至於何時繳納，恐怕要等到他們與村裡解決了這些麻煩之後才有可能了——當然如果鄉里採取強制措施的話很快就能徵收上來。
“動產稅、不動產稅的徵收。長期來看，真的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錢浩放下了手裡的資料。自言自語道：“也好在咱東岸共和國的百姓們普遍比較富足，徵稅的牴觸心理降低了不少。這要是擱在稅收負擔極為沉重的歐洲。還不定鬧出什麼事情呢！不過話說咱東岸人還真是富庶，僅僅七個稅種理論上就能徵小二百萬元的稅，真是不錯呢。”
話說這次徵收的191.4萬的總稅金裡，除不動產稅、動產稅外，還有契稅約0.5萬元、營業稅11.7萬元、消費稅19.8萬元（這也是一個漏繳極為嚴重的稅種）、個人所得稅21.8萬元以及約22萬元出頭的關稅——當然了，除此之外還有廣大農民上繳的公糧，不過因為不是實物稅收便暫時沒計算進稅收內。
“老百姓還是明事理的，知道以前的低稅收甚至不收稅不是政府常態、是不會持久的，因此這次從整體看來，為期一年的1652-1653徵稅年度過得還算平穩。當然或許這和他們在舊大陸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