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1年的冬天對東岸佛羅倫薩商站站長康丁來說，註定是難熬的。
此時他已經帶著數名貼身隨從，登上圖盧茲男爵的兒子弗蘭克名下的一艘雙桅海船，準備北上巴黎。他們將首先前往南特港，處理一樁男爵家族的生意，然後再乘坐內河船隻經奧爾良抵達巴黎，會見一些實權官員。
最近法蘭西上層的風聲很不妙，即便這個國家正身處於內戰之中，但流傳在高層之間的一些閒言碎語依然讓小小的東岸共和國緊張不已。比如很多法國商人言之鑿鑿地指出他們在加勒比海出事的船隻已被東岸人俘獲，東岸人的海軍假扮了海盜，做下了醜惡卑劣無比的私掠行徑。這些流言不大不小，卻極具殺傷力，雖然目前法國人因為內戰而無暇顧及，但難保不會秋後算賬，因此東岸本土指示派駐歐洲的商站全力公關，以儘量消除一些不利影響，免得華夏東岸共和國被貼上“邪惡國家”的標籤。
弗蘭克的家族在下加侖、朗格多克地區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因此，此番康丁奉命到巴黎展開公關，便請動了他們家族的關係。當然不僅於此，東岸人還有一些自己的渠道，比如高等法院的塔隆家族等等。總之死馬當活馬醫，能拜的神都拜一拜吧，順便再為東岸商品高額進口關稅的事情努一把力，看看有沒有降低的可能——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件事恐怕比公關洗地更為重要。
他們的船隻從波爾多港出發。如今這個原本法國最繁榮的港口已經漸漸褪去了往日的榮光，投石黨人的一支（布永公爵、拉羅什富科公爵以及孔代親王年輕的妻子為首）在佔領這座商業城市後，立刻便在城裡大肆派捐，招募軍隊，準備進攻王黨（以馬紮然為首）。很多商人被迫“自願捐助”。老百姓也被洗劫得夠嗆，當然也不乏一些希望恢復封建特權的貴族們前來投機，資助這些投石黨人。
總之這個曾經法國最大的港口已經徹底亂了套。並且成為了投石黨人的大本營。西班牙人的使節在這裡進進出出，他們的軍隊也在往法國南部開進。大批軍資透過港口海運至此，將投石黨人招募的軍隊迅速武裝了起來。而且，城內最近有“謠言”傳出，被馬紮然從勒阿弗爾監獄釋放出來的孔代親王、孔蒂親王、朗格維爾公爵等人已經抵達波爾多，目前正在積極謀劃擴大他們的佔領區。更甚至於，一些人指出，同樣出身于波旁家族的孔代親王已經不再滿足於親王的位置，想要一窺國王的寶座了。
說實話。如今這些貴族們在法國擁有的權力已經相當驚人了，但他們仍然不滿足，仍想恢復到以前那種為所欲為當土皇帝領主的美好時代，因此他們對黎塞留、馬紮然兩位首相一直致力的掃平割據諸侯、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痛恨萬分，他們不想再當整日裡阿諛奉承國王或首相的宮廷貴族，他們想要掌控這個國家的未來。由此可以想見，當查理一世被處決的訊息傳到法國時，他們這些人是多麼地震驚而又多麼地竊喜，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效仿英國人，將國王送上斷頭臺。然後自己的家族世世代代執掌大權。
康丁對這些法國貴族們的想法一清二楚，同時他個人也對這些貴族們嗤之以鼻。平民出身的他分外瞧不起這些整日裡除了魚肉百姓外再無任何正事可做的貴族，這些人在鄉間擁有大片私人財產（一般都是莊園和田地）。但卻只繳納極少的一部分稅收。布阿吉爾貝爾曾經寫道：“收三四千利佛爾田租的人，只繳納十或十二埃居（1埃居約合3利佛爾）的稅；收三四百利佛爾田租的人，卻要繳納一百利佛爾的稅，這已成為司空見慣之事。”
康丁曾經聽莫三給他講過發生在東方明國的關於所謂“貴族”不納稅的事情，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後果。原本他以為這種可笑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但現在他發現自己錯了，從1648年的新稅收法案開始，法蘭西王國也走入了這個怪圈——去年（1650年）全年，法蘭西全境共徵收了4800萬利佛爾的達依稅（一種按土地、人口計徵的稅收）。佔財政總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其中大部分由貧窮者負擔。
法國的徵稅制度。基本是按教區來徵收，每個教區每年有一個額度。徵收員在規定的期限內必須徵收到足夠的稅收，否則便只能自己墊付——但這種情況很少，徵稅員們並不是普通人，他們總是有很多辦法弄來稅收。比如，他們會牽走繳不起稅的農民家裡的牲畜，會拿走他們家裡的傢俱，有時候還會把人下獄——當農民的親人想把人從監獄弄出來時，不但需如數繳納稅收，還要額外花費更多的打點費用，這往往導致很多人破產。
這些掌握了法國鄉間權力的“士紳”們將所有稅負都轉嫁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