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農民、腳伕和船伕會對一套比較粗糙的，但事實上質地較好的衣服感到心滿意足，而且一定會心滿意足。”
19世紀末的英國人無法解決這個難題。因為機器紡織的特性，他們很難如同手工業者那樣做到極致，更何況那樣一來他們在成本方面的問題更大。要知道，棉布從印度到中國，要運輸費用、要保險費用、要進出口關稅、要給買辦足夠的利潤空間，這成本已經很高了，如果再下血本增加產品的機織布的用料，那是他們所無法接受的。
與之相比，紡紗、織布完全是中國農民的副業，也就是說他們是不把自己的花費的時間和人工成本計算在內的，這使得土布的成本低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再加上中國人對於現金的重視，他們不是很樂意花費現金購買生活用品，因此能夠用雞蛋、糧食、水果、鹽、皮革、藥材等物品交換到的土布就具備了很高的競爭優勢，將洋布打得落花流水也就很正常了。這個時候，英國人除了如歷史上那樣動用非經濟和市場手段以外，別無他法。
東岸人這會遇到了和歷史上英國人一樣的麻煩。因此，從本土運來的棉布，多年來往往只就地行銷於遠東三藩內，反倒是一些呢絨製品在清國境內會有一些銷路，這一點，南方開拓隊上下其實早已明瞭，故他們此番設廠生產，主要面對的其實還是本地市場罷了，對於打入清國境內獲取利潤，實在是沒太多信心。
當然了，紡織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特例。在這個行當，東岸的機器紡織業很丟臉地沒法和土布進行競爭，但在諸如鋼鐵及金屬製品行業，東岸人則可以輕鬆地吊打滿清、南明和大順，黑水生產的鐵器、鋼條行銷各處，就連清國都在想方設法從登萊或寧波走私回去，因為實在是太好用了。
而東岸人除了在寧波解禁設立了紡織企業外，還透過專利授權、合股集資等方式，吸引外來及民間資本，投資了多家小規模的作坊式企業，如奉化溪口造紙廠、鄞縣城西氈毯廠、定海磚窯廠、四明山焙茶廠、南方印刷廠、寧波煤氣公司（東岸煤氣公司的全資子公司）、鄞縣水廠等等。
這些企業基本上都是趁著最近幾年技術解禁的風潮設立的，就如同山東那邊在膠煙線兩側及煙臺、威海、膠州等港口城市的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一樣，是執委會放鬆對遠東三藩工業發展限制的成果。雖然目前這些企業生產的多還是關係國民生活的日用品，有技術含量的企業基本仍鎖死在庫頁島的範圍內不外傳（尤其是使用蒸汽動力生產的企業），但和以前對比，已經相當不錯了。
而這些企業的設立，無疑對繁榮寧波地方經濟，增加就業崗位至關重要。以設在定海縣的沿海服裝廠為例，該廠今年承攬到了為李順政權制作三千多套呢絨軍服的訂單（為軍官定做），同時也承接了為浙江新軍第五師新招募的軍士提供兩千套軍服的單子，為此不得不在原有基礎上擴大了生產規模，額外僱傭了數十人加班加點製作軍服。
再比如由南方開拓隊政府、奉化縣政府、臺灣銀行及一些寧波商人聯合投資25萬元鉅款建立的四明山焙茶廠，就僱傭了七百多工人，生產磚茶五十多種，日產量達九千餘簍，透過半機械化生產的方式，將茶葉的生產成本降了不少下來，使得越來越多的寧波人、登萊人也可以買得起這種廉價的磚茶。
政府投資兩萬多元成立的鄞縣南方印刷廠，僱傭工人三十餘名，年產值超過了一萬元。縣裡民間跟風上馬的從事鉛印、石印的作坊也不少，往往只投資數千元，僱傭5-10個小工，就可以開一家刻字館，利潤還算不錯。
慈溪縣的兆興碾米廠，投資7.5萬元，僱傭工人近百名，平均每天生產大米五百擔左右，年產值大概在150萬元上下；同樣是慈溪縣的公益蛋廠，採用新式機器碎蛋，每天最多可碎蛋二十萬個，生產的蛋粉行銷整個寧波、登萊及黑水地區，獲利頗豐。
寧波府大量的閒散資金及一百數十萬的人口，給這些似乎一夜間勃興起來的工業企業提供了良好了條件，而這些自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東岸人著力經營寧波三十年後積累下來的財富。這種財富厚積了三十年，一朝取出束縛後，立刻在政府的引導下，爆發式地發展了起來，進而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正如馬文強在他主持的幹部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機器化大工業生產時人類擺脫中世紀，進入現代化社會的標誌性產物。全新的生產模式、全新的管理制度、全新的科技早已在本土如火如荼地發展了五十年，寧波雖然無法做到如本土那般程度，但優先發展一些關係民生的基礎工業，卻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