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候就不要帶上了，省得給自己找麻煩。另外，向所有這些人宣揚我軍的政策，並赦免奴隸們為自由民。”莫茗開始下達了自己的第二道命令，很快，一名同樣年輕的定遠軍校實習參謀應命後匆匆出去了。
所謂“宣揚我軍的政策”主要內容就是“足量繳納捐稅”、“赦免奴隸為自由民”、“發還被鄉紳非法侵佔的土地”等等，並允許當地鄉民向東岸人進行告發，東岸人將依據自己的判斷酌情進行“公正的審判”。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增強東岸人在底層的威信，爭取到登、萊、青三府內老百姓一定程度的支援，消除他們對東岸人的恐懼感，從而增大移民的效果。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東岸人的這種政策是將自己置於了縉紳地主階級的對立面上。也不是沒有人指出過他們應該摒棄這種走下層路線的政策，轉而獲取縉紳階層的支援。不過這種論調是很經不起推敲的，首先東岸人在接下來的大變中很顯然沒有足夠的力量保障這些縉紳的利益，從而獲得他們的擁護；其次這些縉紳對待東岸人的態度是相當消極的，在他們眼裡粗鄙的東岸夷人甚至連韃子都不如；最後，東岸人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奪取這大明的天下，而是為了獲取人口。而恰恰是獲取人口這一點，他們和這些縉紳階層是存在著根本的矛盾的。
山東雖然歷經韃子兩次入關洗劫，明王朝的控制力已經大為削弱，但終究不像陝西、河南那樣已經完全成了千里赤地。相反，在中央政府控制力減弱的時候，鄉村地方權力大量被縉紳階層所接管。他們在這亂世中是千方百計地想把佃農、家奴、長工等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並使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們成為流民，畢竟土地也需要人耕種不是。不過東岸人打得就是被縉紳控制在手頭的大量人口的主意，這叫雙方怎麼能有合作的基礎呢？
那麼，這樣一來還不如直接走底層路線呢，自己搞自己的人口，不求任何人，只要那些縉紳別來搗亂就行。當然，若有搗亂者，便堅決鎮壓。
東岸人的馱馬隊第二天就返回了這座莊園，然後繼續開始裝運第二批糧食。在他們返回的時候，大約上百名莊子裡的鐵匠、獸醫、馬伕、木匠、教書先生等手藝人及其家屬在萬般不情願中被一起押回了煙臺要塞。
由於天氣惡化，下起了中雪，東岸人搬運糧食、銀兩和書籍的行動比預期要晚了好幾天。一直到11月5日中午，當最後一匹馱馬隊載著貴重的銀兩與書籍離去時，整個搬執行動才差不多宣告結束。而在此之前，大約兩百多名張員外的家奴已經哭哭啼啼地被東岸人押回了煙臺要塞。此時留在莊園內的除了東岸陸軍士兵外，就只有一百多號鄉勇及其家屬了，而對於這些人，莫茗並不打算將他們帶走。因為他們中很多人的兄弟、朋友、丈夫或父親在前些日子的戰鬥中被東岸人殺死，難保其中某些人對東岸人懷有刻骨的仇恨，因此還是將他們留在此地自生自滅好了。
11月7日清晨，莫茗帶著部隊撤離了這座已霸佔十天之久的莊園。這十天之中，不知道是福山縣或者登州府反應遲鈍還是怎麼著，總之竟然沒有人來對他們採取任何措施，彷彿所有人都無視了東岸人公然攻奪縉紳莊園的惡劣行徑一樣，令人大為感嘆。離去之前，他下令將莊子裡的最後一點糧食和銀兩散給了那些鄉勇，然後便揚長而去，率軍返回了煙臺要塞。
返回後他們休整了沒幾天，從11月9日開始，莫茗再次率軍出發，在福山縣、寧海州、文登縣甚至平度州內冒著嚴寒四處出擊，連續攻破了十來處縉紳或富商莊園，掠奪了大約兩千餘人口、價值七萬餘元的金銀、超過八百噸的糧食以及三百多頭（只）牲畜，可謂大獲豐收。這種行動一直持續到了12月中旬，因為登州地區普降大雪、道路難行，且很多士兵因為長期在嚴寒中高強度作戰而生病減員，因此莫茗便果斷結束了這種鄉間劫掠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