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很好，先生，”曼寧說，朝中央情報局的諾頓點了點頭。“一天前布魯塞爾出了什麼事？”
“有一個人在楓丹納廣場被殺——是個私下在莫斯科與西方之間做鑽石交易的。他透過羅蘇馬茲的分支機構進行活動。那是蘇聯在日內瓦的公司，專做這種採購的經紀人。我們知道它是該隱轉換資金的途徑之一。”
“這個殺人案同該隱有什麼關係？”半信半疑的吉勒特問。
“首先，方法。武器是根長針，在中午時分用外科手術的精確度在擁擠的廣場刺中。該隱過去用過這種方法。”
“這倒是真的，”艾博同意。“差不多一年前倫敦有個羅馬尼亞人就這麼死去，在他之前幾星期還有一個。兩個案子縮小偵察範圍後都指向該隱。”
“縮小範圍不等於證實，”曼寧上校反對。“他們是高層政治叛逃者，可能是克格勃乾的。”
“也可能是該隱，這對蘇聯說來風險小得多，”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說。
“也可能是卡洛斯。”吉勒特又說，聲調高了起來。“卡洛斯和該隱都不關心意識形態問題，都是誰僱他就為誰幹。為什麼每次發生重大凶殺事件我們總歸咎於該隱？”
“每次我們這樣做，”諾頓回答，一副高高在上的神色，“是因為彼此並不相識的告密來源不約而同報告了同樣的情報。報告者彼此毫無所知，所以幾乎不可能串通一氣。”
“這一切都太過於巧合，”吉勒特不以為然。
“再說布魯塞爾，”上校插嘴說。“如果是該隱，為什麼他要殺羅蘇馬茲的一個經紀人？他利用過他。”
“隱蔽的經紀人，”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糾正說。“據向我們通風報信的人報告，原因很多。這個人是個竊賊，不是嗎？他的大多數客戶也是；他們不能提出控拆。他也許欺騙了該隱，如果他真這麼幹了，那必定成為他最後的一筆交易。或者，他可能愚蠢到去猜測該隱的身份。哪怕只是有此暗示，都會招來一針。也可能該隱不過是想埋藏他目前的蹤跡。無論如何，這些情況加上訊息來源，說是該隱沒多少可懷疑的。”
“到我澄清了蘇黎世的情況之後會有更多可懷疑的，”曼寧說。“我們可以開始這篇摘要了嗎？”
“請等一等，”戴維·艾博一邊點菸鬥，一邊慢吞吞說，“我想我們安全委員會的同事提到了六個月前發生的與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