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艾格隆任性妄為的冒險，特蕾莎氣得罕見地失態了，甚至當著旁人的面拿著手杖抽打自己的丈夫，艾格隆自知理虧，也只能苦笑著承受，當天還一直說好話安撫特蕾莎。
好在特蕾莎並不是記仇的性格，被艾格隆哄了幾句氣消了以後，也不再追究了，只是她要求艾格隆以後不許再這樣拿為追求刺激而故意冒險，艾格隆自然是滿口答應——至於實際上會不會照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這樣，這對少年夫妻之間的短暫風波宣告平息，他們又重新享受了共處的時光，一起在這群山環繞的小鎮周圍遊玩，好不快活。
當然，遊山玩水對他們來說只是排解心情的消遣，他們的精力註定要放在家族的事業當中。
在這個新年的冬天裡，艾格隆一直都和巴黎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因為和法蘭西距離接近了一大截，所以他和基督山伯爵和特雷維爾侯爵等人交換資訊的時間自然也縮短了一大截——也就是說，以前他只能指出大致的方向，接下來讓自己的手下們自由發揮，定期向自己報告進展就好，而現在，他可以多少嘗試一下自己親自指揮了。
當然，他信任自己手下們的能力，沒有興趣對每一件事情都去“親自指揮”，那隻會讓所有人陷入混亂當中。
他把自己親自指揮的範圍，限定在了宣傳工作當中。
這一點，他自然是吸取了“後例”，也就是拿破崙三世在歷史上的蟄伏時期（1836-1848）的經驗。
在那個時候，拿破崙三世無兵無錢，但是他拼了命的給自己刷聲望，除了帶著幾個手下搞兵變之外，他更注重的是想盡辦法蹭當時的時政熱點，用自己各種政治評論來輸出觀點，一方面給自己積累名氣，一方面抓攏自己的基本盤。
他敏銳地抓住了當時歐洲大陸上革命思想回潮、各國資產階級和新生代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充滿了政治熱情，四處兜售以國家干預經濟為核心、保護工農利益的政治價值觀。
既然這是“成功經驗”，艾格隆自然也毫不客氣地吸收參考了。
但是，參考並不意味著刻舟求劍的照搬，“政治”是有時代特點的。
歷史上的拿破崙三世，在他蟄伏時期的年代，法蘭西已經不是被波旁家族同時，而是進入了奧爾良家族統治的七月王朝時代，奧爾良家族以王室小宗吞併大宗，本身在“道德合法性”上面就岌岌可危，為了給自己的統治找到合法性，奧爾良家族標榜自己走中庸之道，既不激進也不保守，同時試圖討好保王黨、帝國派和共和派等等政治勢力，更加宣稱要保護每一個社會階層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需不需要階級調和”已經不需要爭論了，拿破崙三世只需要證明自己比奧爾良家族更加願意、也更有能力搞階級調和就可以了。
同時，在那一段時期，經過了30-40年代一系列革命，原本歐洲各國沉悶的群眾又重新被點燃了，不光是熱血激情的大學生們，就連一向對政治非常冷漠的小店主、商人群體，也積極地投身於政治當中，要求擴大自己的政治權益（其直觀的表現就是爭取投票權）。
英法普就成為了這一輪政治狂潮的典型代表，其結果就是英國發生了席捲全國的憲章運動、法蘭西出現多次街壘革命。而普魯士，則誕生了《萊茵報》和它那個最著名的編輯，最終以1848年席捲全歐的革命狂潮作為結尾。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拿破崙三世不必費心跟別人論證社會主義好不好，他只需要論證自己想要的社會主義才是最有可能實現的就行了。
而艾格隆現在面臨的局面卻大為不同。
現在是1829年，整個歐洲剛剛走出戰火，大革命的火光被刺刀所熄滅、歐洲被神聖同盟的枷鎖捆住，而人們也在連綿不斷的戰爭當中筋疲力盡，幾乎喪失了對政治事業的激情。
在這種普遍性的情緒之下，想要照搬拿破崙三世的經驗自然是完全不可行的，恰恰相反，如果艾格隆自己鼓吹社會革命的話，反倒會讓他陷入被神聖同盟所痛恨的境地，也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支援。
對於這群劫後餘生、對宏大理想已經毫無熱情的人民，艾格隆講那一套思想並沒有太多意義，想要打動人們，他必須去講更加實際、更加貼合每個人自身利益的東西。
正因為了解這一點，所以他把著重點放到了擴大選民範圍，以民意來決定國體上面。
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波拿巴就是普選制！”
這個口號足夠打動人心，不過，它能夠打動的主要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