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像瑞秋？道斯那樣，透過法律這樣的正當途徑去打擊犯罪，可以在長遠上實現對於犯罪的打擊，因為它是最合理的和最符合社會性的。”
這確實是現實社會最合理合法的對抗犯罪的方式，但明顯不適合電影，否則還要蝙蝠俠做什麼，因此貝爾說道，“在哥譚市這樣一個法律的執行者都已經被罪惡同化的地方，僅僅依靠法律來打擊犯罪是很難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蝙蝠俠出現之前，法律拿費康尼等人毫無辦法。”
“第三種，像忍者大師這樣，透過毀滅重建的方式來打擊犯罪，這樣的方式成效最大，不過也有問題。一是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是否需要毀滅的標準全依仗著施刑者的利益來制定，缺乏公認性。二是確定如何重建以及重建的過程都是一個需要巨大代價的過程，可能相對於毀滅之前的改造這樣做有點得不償失。”
貝爾說到這裡，利亞姆？尼森忽然插話，“按照我對劇本的理解，忍者大師和他的影武者聯盟雖然內心自認為是正義，但這麼幹完全是出於維持自身存在的需要，根本沒能考慮到真正的打擊罪犯的可行性。”
“最後一種，就是布魯斯？韋恩的蝙蝠俠。”
等利亞姆？尼森說完，貝爾又說道，“透過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更為自由和強大的私刑來打擊罪犯。”
“分析的很有道理。”
其實貝爾的分析與《開戰時刻》的主題非常契合，與其說這是一部超級英雄電影，還不如說是犯罪電影更為恰當，杜克看了看腕錶，又說道，“我補充一句，這四種方式，都一定程度上帶有私人因素，並不是真正超越社會層次的維護秩序。”
真正超越社會層次的維護秩序的方式，實際上根本不存在。
人都有思想和感情，不是隻懂得執行的機器，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