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代表蘇維埃以取代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人民代表大會，併成立國務委員會，吸收蘇聯總統和各加盟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參加。為了協調國民經濟管理，協商推進經濟改革有關事宜，成立跨共和國經濟委員會。
“您當時為什麼不說服我們？”（12）
為了儲存統一的武裝力量，預計還要在國防領域締結集體安全協議。宣言還向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請求，支援各加盟共和國要求聯合國對這些國家的國際法主體地位予以承認，並審議它們在這個組織中的會員國地位問題。
在這個時刻，代表們全都已經心知肚明，蘇聯的存在事實上已經結束。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它實際上是一個沒有生命力的架構，之所以還被人提出來，是因為多少還希望能儲存一點統一國家的基礎。
我跟不少代表都有一種確定不移的看法，就是覺得這次代表大會並非如那些墮落到只知追求轟動效應的媒體所言，是一屆勝利者的代表大會，卻反而應該是一屆戰敗者的代表大會，他們終於明白了，國家正在加速走下坡路，而代表們正以自己的活動從各方面推動這一程序。大多數代表情緒都非常低沉，我甚至可以說他們非常壓抑。看來我們好像是在出席一次集體葬禮。
在這一屆非同尋常的代表大會進行的過程中，也提出過一些有益的意見。例如，烏克蘭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後來在別洛韋日拆散蘇聯的三個人之一）實際上就支援了經濟聯盟的思想，他提出建議：為了防止經濟混亂，應立即成立跨加盟共和國的跨國組織、理事會或委員會，授予全權，以保證國民經濟各部門能繼續發揮作用，滿足民生需求。不過他似乎有點“不好意思”提起，正好在一年前，我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講臺上，就號召過各加盟共和國簽署這樣一個1991年的經濟協議，可是，如果讀者們還記得的話，這個提議卻遇到了激烈的反對……
然而，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克拉夫丘克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的其他領導嚐到了他們自己在1991年前夕所造成的經濟混亂的破壞性苦果。
會上還響起了一些其他的清醒的意見，比方像南烏拉爾的奧爾洛夫就說：作為一名工業區的代表，他支援建立跨共和國機構，以調節跨國經濟關係。他說：“如果不這樣做，如果代表大會不能透過此項建議，那就要請某一個共和國承擔起這種調節任務來。否則各共和國將訴諸武力來解決問題，而這意味著什麼，我想各位一定清楚。各共和國在最近的10—15年內是無法獲得經濟獨立的。”
就總體而言，代表大會的氣氛還是處於對社會命運的擔憂之中。國家正在受到民族災難日益加劇的威脅，但又提不出任何現實的建議來維護國家的統一。我還記得，比方說，白俄羅斯的茹拉夫廖夫是這樣說的：“從聯盟條約草案所建議的框架來看，聯盟國家是無法建立的。它將國非國，邦非邦……聯盟條約草案中提出的所謂國家是沒有的，也不可能存在。”
頓涅茨州代表薩烏寧警告說：“公民們為蘇聯的解體、未來對它的瓜分、國境的設立、難民潮的湧現感到不安（報上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認為，這些情況將伴隨經濟危機造成災難，製造新的民族衝突，甚至可能產生更嚴重的後果。”
我在準備這份材料的時候，再次仔細研究了該次代表大會的速記稿。我想提醒：超過80％的代表都是共產黨員，但卻只有一兩個發言的人提到了蘇共的問題。我想引用一段新西伯利亞工程建築學院院長亞岑科說的話：
戈爾巴喬夫不僅是國家領導人，而且還是黨的總書記。他的領導居然搞得個別在他身邊工作的領導人參加了暴亂……如果一個領導人對誰同你志同道合，誰支援你都既不瞭解也沒有感覺，那還算個什麼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先生，您可是黨的總書記，是它的“船長”，可是卻在黨最困難的時候逃離了“艦橋”，任憑黨和普通黨員聽由命運擺佈。
蘇聯和俄聯邦的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千方百計想讓大家相信，《宣言》中的建議都是時代潮流，它們表達了國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民主變革。
葉利欽在這次非常黨代會上的發言是一個勝利者的發言，他被勝利陶醉了。他宣佈，作為俄羅斯總統，他一定會解決這些問題。究竟幹得怎麼樣，現在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您當時為什麼不說服我們？”（13）
戈爾巴喬夫的處境最為複雜。他還要想辦法保全面子，為國家非常委員會、蘇共和蘇聯的解體，為國內無政府主義等問題的出現而辯解。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