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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談談住宅私有化的問題。一年前這個問題在總統顧問委員會上討論過。有人建議建立住宅市場，允許自由買賣住宅。為了加速建立這樣一個市場，有人建議大幅提高房租，特別是對超過標準的面積。聽起來似乎很動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堅決反對。不能不經深入研究和計算就這樣輕率地對待這個問題。今天，比方說，我們蘇聯有6000萬退休職工。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其中3000萬人有超過標準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還有的更多。有的因為孩子走了，有的因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於是便出現了這種情況。難道說要把這些老人從窩裡起出去？一個家可不僅僅是四堵牆。這更多的是一個道德問題，是一個品德問題。同時也是個物質問題：想一想，如果為超標的住宅他們要付所說的那種高價，那什麼養老金也剩不下。
“您當時為什麼不說服我們？”（10）
難道那些年輕人，那些困難家庭能買得起住宅嗎？房子會跑到誰手裡去，難道還不清楚嗎？
在這個問題上我就是個保守分子，過去是，現在還是。
“雷日科夫主張提高價格。”“辭職的時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議要提高價格。”
——是的，我們經常講，價格組成問題上有落後的地方。應該調整價格，不過1988年就應該做。那時做損失會比現在小得多。
根據計算，1990年提高價格需要付出的代價是1600億盧布，而且其中有許多產品完全需要補貼，兒童用品還幾乎沒有涉及。可是由於“手段不普及”，我受夠了攻擊，儘管需要控制價格的事是國內幾乎所有領導人、所有主要經濟學家都同意的。（這裡我想先說一句，我要提醒大家，從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們的建議為基數，葉利欽和蓋達爾實際上把價格提高了兩倍，許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這些價格就飛快地往上漲，從幾百倍漲到幾千倍，把千百萬人民拋進了貧困的深淵。那些轟轟烈烈的宣告呢？葉利欽不是說一旦漲價他就要臥軌嗎？這些全都忘到腦後去了。而這一切給人民的打擊是多麼痛苦。）
“您同戈爾巴喬夫的關係？”“您跟他有分歧嗎？”“如果您當選為俄羅斯總統，您會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嗎？”“您幹嘛要辭職？”
——現在我同戈爾巴喬夫沒有任何關係。我不參加任何會議，也不是顧問。
從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分歧。你們可能還記得，改革當時進展很快，我國經濟也正處於上升階段。然而即使在當時，我也依然有自己獨立的、獨特的立場。我覺得，原則性的意見還是有可能表達的，即使我在政治局處於少數。你們可能還記得那次反酒精飲料運動。對於建議開展運動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對的。
最近，特別是1988—1990年以來，我跟戈爾巴喬夫之間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當地談論這些分歧，當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總統顧問委員會。比如關於住房私有化的問題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場過渡的綱要。政府綱要曾兩次提交總統委員會審議。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評，然後又是補充，最後說：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蘇聯最高蘇維埃吧。我知道批評會是激烈的。特別是在價格問題上。不過，1988年的每一個檔案不是都說，進行零售價格改革時務必要聽取人民的意見嗎？我怎麼還能有別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臺把我們怎麼看這些問題老老實實都說了。讓所有的火力都衝我來吧……
在立場問題上我始終是表裡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責的就是應該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說的話提前一年說出來。改革已經不是原來1985年預想的那個樣子了。
至於說到我下臺的問題，主要原因在於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幾個星期我通知了戈爾巴喬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所以宣佈辭職。
但不管怎麼樣，我的立場還是沒有變。我認為，今天發生的這種變化，是把我們國家引向“休克療法”，這將對人民生活產生嚴重影響。
比方說，根據波蘭的情況，我們對此就可以有所瞭解。不錯，現在那邊櫃檯上倒是什麼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買不起。以降低需求的這種方式來保證市場的豐足，是無須乎什麼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間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