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說得好聽點，很平靜。他甚至在別洛韋日協議中發現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蘇聯的這位國家元首也能料到，這份協議對我國人民和整個國際社會利益的觸動會有多麼深，這就要求對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評估。
“我深深地確信，在現在的局勢下，”戈爾巴喬夫認為，“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都必須既對主權國家聯盟條約草案，也對明斯克簽訂的協議進行討論。由於協議中提出的另一種國家體制形式問題屬於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範圍，所以必須召開代表大會。此外，”宣告在末尾又說，“我也不排除就這個問題舉行全民公決。”
看來戈爾巴喬夫是“忘記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一道，早在第五屆特別人民代表大會上就已經親手埋葬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最高國務權力機構，並把這一權力轉交到蘇聯最高蘇維埃手上。蘇聯人民代表由於並不是最高蘇維埃成員，只是有權出席最高蘇維埃的會議而已。
酒氣熏天之夜和霧影迷濛之晨（7）
儘管如此，許多人民代表還是無法接受國家遭到毀滅的事實。12月9日我接到電話通知，代表們自發地組織了一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集小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爾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廈20樓舉行了為召開第六屆蘇聯人民代表特別會議徵集簽名的活動。我也在這個檔案上籤了名。就在這時，戈爾巴喬夫給簽名活動的組織者人民代表斯馬林打了個電話。斯馬林當我們的面告訴國家總統，已徵集到足夠的簽名，可以召開大會。然後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籤名冊，跑去見戈爾巴喬夫。我知道，他把總數超過500人的簽名和來電交到戈爾巴喬夫手上，並得到總統親口許諾，召開代表大會。這次會見後的第二天，《訊息報》以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標題是：《雷日科夫和切爾比科夫意圖召開代表大會》。不僅是這份蘇聯最高蘇維埃原來的機關報，而且還有蘇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對這一建議。而且，從總體上它們都採取了公開親葉利欽的立場。
究竟是什麼原因影響到戈爾巴喬夫沒有作出召開特別代表大會的決定，這一點我不清楚。很難說這裡究竟是什麼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也許是不願意破釜沉舟，也許是想要加入到新的權力結構中去，也許就是很簡單的膽怯，也許是想要把自己的叛賣進行到邏輯的終結……
1991年12月12日，就在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批准別洛韋日協議的那一天，在阿什哈巴德舉行了中亞和哈薩克各加盟共和國首腦會議。會議是在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的建議下召開的。
這幾個加盟共和國的總統經過長時間爭論，決定加入獨聯體，但不是作為協議的“附議者”，而是要作為“平等的創始國”。從阿什哈巴德宣告可以得出結論，亞洲的幾個加盟共和國並不認為獨聯體已經建立。檔案直接指出，“必須協調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努力”，而且“應該保證原蘇聯各主體國在制定有關獨立國家聯合體的決議和檔案的過程中享有平等的參與權；所有組成獨聯體的國家都應該被認為具有創始國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現實的結論，即建立獨聯體的問題“應該提交到各主權國首腦會議上予以審議”。也就是說，別洛韋日談判的結果只是被看成未來由範圍更廣泛的參加者展開建立獨聯體步驟的一個平臺。
阿什哈巴德會議決定“召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等國家元首會議，並邀請白俄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3國總統參加”。
1991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圖召開了11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會議（除了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和喬治亞，其餘全參加了）。在各國首腦會議上提出了建立聯邦的建議。不過一提起這一點，就引起了克拉夫丘克的堅決抵制。他聲稱烏克蘭是個主權國家，決不參加任何聯邦聯盟之類的凌駕於共和國之上的組織。看來，正是考慮到這一點，阿拉木圖透過的宣告中才寫進了一條，說獨立國家聯合體“既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凌駕於一個國家之上的組織”。
這一立場為各獨聯體成員國處理相互關係不斷帶來巨大困難。
會議的結果對明斯克協議進行了一定的修改。包括頭一次的3國領導人在內，大家簽署的檔案，實質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檔案，這就是1991年12月21日簽署的阿拉木圖宣言，以及一系列補充協議和備忘錄。
有關蘇聯前途命運的表述變得更準確了：“從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之日起，蘇維埃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