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同時，國民黨對八路軍的發展加以限制，對共產黨的發展也加以限制，國民黨的反動面目更加暴露。從這些事實中，我逐漸體會到王明路線的危險性；也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獨立自主原則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一系列論著的重大意義及其正確性。鐵的事實證明，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能由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而不是什麼共同領導。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不可能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可能實現抗日民主“三三制”聯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黨、政、軍的反動機構；也不可能實行減租減息和發展民族經濟，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堅決領導抗日戰爭，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無異於束縛革命勢力發展的手腳，實際上就是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向封建買辦階級投降。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
至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一條，原來思想上就沒有準備實行。在當時，我們想，在日軍佔領區，蔣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著我們，一切還是照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辦。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會時，八路軍已發展到二十五萬人，成立了許多暫編、新編、教導旅。這些從未透過國民黨，如要透過它，一個也不會准許。
在六中全會後，執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自覺得多了。如執行“又鬥爭又聯合”、在反磨擦鬥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就比較熟練得多了。對王明路線，我只是在具體實踐時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認識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準備出席“七大”，在學習兩條路線和研究若干歷史問題時，我才進一步認識兩次王明路線錯誤的嚴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實質上都是破壞民主革命的，不過，第二次王明路線沒有起到領導作用罷了！從這裡也認識到自己見事遲，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開始總是模糊的，一定要問題發展到明顯的時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開始分支在手腕處，我要等到五個指頭擺出來時才認識的。
反磨擦〔69〕戰役
一九四○年八路軍在華北進行了兩個“大戰役，一是“反磨擦戰役”，一是二十四個團的“大破襲戰”。這兩個戰役對堅持華北抗日戰爭都是必要的。現在來說明一下當時的情況和經過：
首先說“反磨擦戰役”。
日本軍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後，在一九三九年夏，國民黨就發動了反共宣傳，什麼“共產黨搗亂”、“八路軍遊而不擊”、“不聽指揮”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國民黨在平江殺死和活埋新四軍通訊處的問冰。山東的石友三、秦啟榮〔70〕，河北的張蔭梧、朱懷冰、侯如塘〔71〕等等，他們也打抗日旗子，但沒有看見或聽到他們向日本人打過一槍，卻專門襲擊八路軍後方，殺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閻錫山發動秋林事變〔72〕，屠殺抗日干部和共產黨員，進攻新軍（決死隊）。在河南、湖北，發生屠殺新四軍幹部的慘案更為嚴重。陝西綏德專員何紹南專門搞特務，破壞陝甘寧邊區，在三原設檢查所扣押八路軍車輛和來往人員等。真是數不勝數。
一九三九年冬，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圖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鍾麟向八路軍“收復失地”；委任張蔭梧為河北省警備司令，專門襲擊八路軍後方，打擊抗日遊擊隊。早在六月份，他就釋出了“曲線救國”論〔73〕，我十一月從延安回太行山，路過西安、洛陽時，反共空氣已異常緊張。過三原時，我逮捕了檢查所兩個特務，因為他們要檢查並扣押我乘的大卡車。我放出了八路軍被扣車輛，質問他們，是誰的命令要檢查和扣押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的卡車？是蔣委員長的命令，還是程潛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務送給程潛，要求懲辦。我對程潛說，上海“四一二”事變、長沙“馬日事變”，把第一次大革命，變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內戰，反得好吧！送掉一個東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漢來了。這些頑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衛，比公開的汪精衛還壞。在程潛處，我指著何紹南的鼻子說：“你就是這樣的汪精衛，在陝北做盡了壞事，破壞八路軍的抗日後方。”當著程潛面，我說，今天誰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槍，我們立即放第二槍，這就叫做禮尚往來，還要放第三槍。程潛說，放第三槍就不對了。我說，乾淨消滅他，他就不再來磨擦了。臨別時，我對何紹南說：“再去綏德當專員，老百姓抓了你公審！”何未再去綏德當專員了。綏德專區從此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地方了。
這次陪我去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