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當時國內形勢的看法：我認為當時是處於大好形勢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在各地陸續組成。大躍進運動的廣泛掀起，和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與我國人民為迅速擺脫“一窮二白”的願望相適應的。這些總的大好形勢，給了我們在執行總路線、鞏固人民公社和持續大躍進方面，都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是不是在當時就沒有什麼問題呢？不是。而相對的在某些地區，或某些具體政策上，是存在著嚴重的缺點或錯誤的。在廬山會議時，我所寫的信，是起源於這些問題。
首先，我當時對計劃工作是有意見的。認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設專案過多過急，不少工廠返工和窩工，分散了資金，致使必成專案推遲，而形成了原材料緊張。一九五九年並沒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繼續擴大基本建設。在發展鋼鐵工業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業及材料工業的建設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