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事體系，消滅偽軍四個師大部，美軍一個重炮團。我們打出了這樣一套陣地積極防禦的新戰術，即劣勢裝備的我軍，進攻敵陣地時，能攻得破；防禦時，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戰場主動。這是革命軍隊優良的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相結合的表現，為持久的陣地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此戰勝利，迫使敵方聯軍總司令克拉克上將請求馬上在停戰協定書上簽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屬說：“美國上將在一個沒有打勝的停戰書上簽字，這在美國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簽字時心中想：先例既開，來日方長，這對人民說來，也是高興的。但當時我方戰場組織，剛告就緒，未充分利用它給敵人以更大打擊，似有一些可惜。
抗美援朝戰爭經驗是豐富的。在完全沒有空軍掩護下的後方勤務工作，其經驗也是寶貴的。在反細菌戰中，也取得了不少經驗。
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兄弟般地相互支援。在三年的共同鬥爭當中，我軍與朝鮮人民及朝鮮人民軍之間用鮮血凝結起來的戰鬥友誼是更加鞏固了，國際主義的感情是更加深厚了。
注 釋
〔82〕麥克阿瑟，美國將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指揮盟軍西南太平洋地區戰爭，戰後以“盟軍最高司令官”名義執行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任務。一九五○年七月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指揮侵朝戰爭。曾叫囂進攻中國，後因戰爭失敗被免職。
第十五章
廬山會議前後（一九五九年）
關於廬山會議前後的情況
廬山會議前中央召開的兩次鄭州會議〔83〕、武昌會議、上海會議，我參加的情況：
兩次鄭州會議我只參加了一次。這次鄭州會議，由於收到通知較晚，只參加了會議的最後一天。那次會議是某天黃昏後在火車上召開的，會上是毛主席講話，其大意是反對“共產風”。因為到會者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所以會議時間不長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見，並未提出其他意見。
武昌會議時，我參加了西北小組。在小組討論公佈一九五八年的糧棉數字時，有的同志說，糧食有一萬億斤以上；有的同志說，糧食有九千億斤，棉花有六七千萬擔；也有的同志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現在是工業大大落後於農業。我說糧食沒有那麼多。當時有的同志對我提出了客氣的批評，他說：“老總呀！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我說：“公佈的數字少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佈數字多了，將來被動。”後來主席說公佈七千五百億斤，我當時同意了，但心中對此數還是有懷疑的。
會議閉幕後，我先到了湘潭縣的烏石、韶山兩公社，後又到了平江縣。這幾處給我的印象是實際收穫的糧食數字沒有公佈的數字那樣多。其根據：由於勞動力不足，沒有收穫好；有些地區又多吃了一些糧食。在平江展覽館參觀時，發現將兩個年度的生產數字顛倒公佈了，即將一九五七年高產數字公佈為一九五八年的生產數字，而將一九五八年的較低數字公佈為一九五七年的生產數字。這樣的造假數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與薄一波同志相遇，當談到糧食數字時，我說：“實產糧食數字可能沒有估計的那樣多，今年徵購一千二百億斤糧食是很勉強的。如果徵購了過頭糧，不僅將來返運困難，而且會影響農民的生產情緒。估計徵購九百億斤為宜。”薄一波同志說：“你給中央打個電報。”我說：“請你寫吧。”後來還是用我的名字寫了一個電報，說明不能徵購一千二百億斤，只能徵購九百億斤。這個電報妥當與否，應由我個人負責。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懷疑觀點，是沒有隱瞞下來的。
上海會議時（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發生叛亂，當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進軍西藏的一些事務性工作上了，因此，對其他問題沒有提意見。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訪問了東歐各國，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國防部辦公樓，聽了黃克誠關於國內情況的說明。山東菏澤地區的糧荒情況，比我出國時要稍微緩和些。四月開上海會議時，甘肅還說是餘糧省，現在已成為嚴重的缺糧省，運輸力缺乏，運糧進去也不容易。我問：“軍隊中還可抽出一點運輸力嗎？”黃說：“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軍艦隻抽了一部分到重慶幫助運糧，空軍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調要影響備戰。現在油的儲備也有問題。”黃說：“西藏平亂，雖已勝利，但運輸車輛還不能減少。”他在談話時，有些為難的表情。我說：“還是想辦法抽出一點運輸力來幫助地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