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的道路失修，難以及時從別處購來糧食。如果官方從當地購糧以充實賑濟糧倉，則會給當地人造成極大的困難。就在當年夏天，人們便曾因為洪水的威脅而陷入一片恐慌，並將穀物囤積儲藏起來。李知縣的結論是，在整個江南地區，沒有哪個政區在為民覓食上遇到了這麼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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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雖然據彭信威的圖表（參見第45頁）所示，白銀輸入的負增長始於1821～1830）年間，但這一數字（來自東印度公司的記錄）未將當時時正勃勃發展德鴉片走私包括在內，因此，白銀的倒流也許在至少十年前便已開始了。
②一個州可以被視為一個縣級單位，儘管在行政體制中，它的地位要稍微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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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還知道，儘管官方一再禁止，廣德溺殺女嬰的比例仍然高得異乎尋常。這一長期遭受災害的地區是否與別處有特別的不同？雖然這可能是一個特別糟糕的個案，但廣德的生態環境卻並非獨一無二。層層疊疊的小山脈在北邊構成了一道長達五百餘里的屏障，處於丘陵地區的各縣東北起自太湖附近，西南抵達江西省界。頗有意思的是，社會史家們透過來自位於這一地區西南角的徽州商人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的成功，來說明清代的商業生活是何等生氣勃勃。然而，徽州本地的經濟，卻與我們剛剛作過描繪的廣德的情況非常相近：這裡地處丘陵，土地貧癬，因沿海地區過於擁擠而離鄉背井的無地農民來這裡安身立命，這是一個相對來說尚未商業化的農業地區。在徽州，存在於那些長期定居此地、以務農為生的人們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一種近於農奴制的體系之上的，這同平原地區自由發展的農莊經濟形成了生動的對照。從整體上來說，由於受到將一直持續到下個世紀的移民浪潮的影響，這一地區的人口數目大大膨脹。①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名士汪士鐸曾作為難民生活於這一地區（徽州府績溪縣），他對當地的情況作過這些的描述：長期貧困，人口過多，基本商品缺乏。儘管女嬰被溺殺的比例甚高，由於人們成婚的年齡極早（甚至達到了男子“三十即可為祖”的程度），人口增長仍在繼續。他所記述的這個縣份，出口茶葉、術材製品，偶爾還出口貴金屬和鉛。但這裡的基本狀況卻是糟糕之極：“環縣皆山，力農者層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旱則憂槁，雨則憂衝。雖終歲勤勤而衣牛馬之衣，食犬顳之食。”④雖然績溪是地區性市場的一一個組成部分——正是由於核心地區的商業化發展，才使得績溪的少數出口商品有可能得到出售——但績☆★☆★☆★☆★①1843年的一份報告提及，來自更為貧窮的浙江西南各府的流民，正大批湧入廣德～徽州的丘睦地區，成為生荒地上的“棚民”。許多流入此地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也許便如我們以下將要敘述的那樣，構成了那一大群在十八世紀的廣德四處遊蕩的乞丐暴民《大清會典事例）。第158卷第2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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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及其周圍的地區卻同蘇州與杭州所處的那個世界形成了驚人的對照。當那些大都市受到困難時期的衝擊時，績溪一類的內地縣份又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在論述十八世紀的經濟時，沒有人能夠抹煞存在於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以及富庶的三角洲與貧瘠的山區之間的巨大差異。與經濟地圖上這一傾斜趨勢同時而來的則是人口的持續流動：移民與過客，商人與江湖騙子，僧人與進香者，扒手與乞丐，擁塞在十八世紀的道路上。人們外出旅行，有的是為了雄心勃勃的事業，有的是基於獻身精神，有的則是出於絕望與無奈。由旅行者彙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對人們的意識發生影響。①向外部與下層的人口流動有關叫魂的懷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沒有根基的人，來歷不明與目的不明的人，沒有社會關係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最有可能淪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罰受害者的，是和尚和乞丐。如果我們考慮到和尚其實也是一種乞丐，那就可以說，被懷疑從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他們究竟從何而來？
為什麼他們會使人產生恐懼？
人口增長與生態環境變化。十八世紀期間，中國的人口大約翻了一番，從1700年的一億五千萬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億一千三百萬左右。這一增長的前提，是中國發展出新的方式，或是開發出新的地區使得人們能生存下去。在這些方式中，包括從新世界引進的諸如玉米和甜薯一類的作物，從而使得山地也能為移居那裡的人提供生計。這還包括大規模的國內人口流動，尤其是人口向著因征服時期的內戰而人數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