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則對極端的行為熟視無睹。由於地方上層人士勢力強大，府縣官吏為明哲保身，學會了對麻煩睜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曆批示道：劉墉“所奏實切中該省吏治惡習”。江南士民風尚本來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縱，“遂致漸染日深”，達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曆接著寫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為甚，此固非劉墉一人之私言也。”兩江總督尹繼善和江蘇巡撫陳宏謀便是不好的樣板。這兩人在這一地區任職時間最長（尹繼善六年，陳宏謀四年），但兩人均以“無事為福”為信條。兩人都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但“上和下睦”已成為他們為官的習慣。再加“其下屬又大半往年舊屬”，他們已慣於為之文過飾非。上司對下屬酌監督極為鬆散，以至於那些貪官汙吏敢於串通一氣，”有意延擱公事一。尹、陳兩人對這種混亂局面的形成難逃其咎。如果像他們這樣的高官能身為表率，其下屬又怎敢為非作歹？他們必須對“怠玩相沿如劉墉所奏”的官吏“據實參處”。如果他們只是以此來對付自己的政敵，則“更難逃聯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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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曆喜歡向江南官員們指出，在進入江南這十高度腐化的環境“以前”，他們還都是有良知的官員。甚至連兩江總督高晉這樣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過“實屬昏慣糊塗”的苛責。《清實錄》，第751卷第6頁（17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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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墮落甚至侵蝕了諸如尹繼善這樣的滿族中堅分子，更不必說像陳宏謀這樣的漢族資深官僚了。江南的烏煙瘴氣滲入了各個層次，從省級大員到縣級官員，無不為之波及。為使官員們避免受到地方影響而設計的迴避制度，也難以抵制在道德風氣敗壞的長江下游地區長期為官而受到的侵蝕。如果說，江南文化對滿人來說是一個陷阱，那麼，素質本來就差一些的漢族官吏（甚至是最優秀的漢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縱、任人唯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小心翼翼以及優柔寡斷，等等，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官員們在與皇帝的通訊中戰戰兢兢、謊話連篇。這就是對滿清政權的完美健全構成了威脅的江南陋習。當我們對1768年官員們在皇帝反妖術運動的巨大壓力下的所作所為進行考察時，就會對這些陋習有更多的瞭解。弘曆在江南問題上的恐懼，又將滿人被漢化的問題與他作為皇帝的一個更常見的憂慮——行政機構效率下降的問題聯絡在一起。到弘曆統治中期，從他的言論中似乎透出了一種直接的預感：被漢化的滿人與腐敗的漢人官吏正在攜手使大清帝國走上王朝沒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機為弘曆同這種焦慮對抗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機會與環境。弘曆可以用極為輕蔑的語言為那些威脅到或背叛了滿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記號。以此來廓清並捍衛這種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為醜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黨術士，透過對他們的鎮壓來去除江南的墮落腐敗。①但就在這個當口，妖術之風卻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發源地，在全國範圍內爆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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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仍然存在的一個令人難以解釋的問題是，弘曆對於漢文化的“真實”看法究竟是什麼？他是一個熱衷於中國藝術的鑑賞家，是漢文詩詞的多產作家（不管這些詩詞是他本人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代筆），是浙江式亭臺樓閣的模仿修建者，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學術的庇護人。難道對江南的腐化咬牙切齒到這種地步的，就是這同一個弘曆嗎？也許，可以簡單地將這一切歸咎於他的虛偽。但我認為，真正的答案並不在此。弘曆的身份是雙重的：他既以中國的禮儀方式擔當著一個大一統帝國的君主，同時又是一個少數民族征服者集團的首領。這裡可以使人聯想到，當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進入白宮後，他便立即會發現，自己必須越出那個使他競選成功的派別的利益，而已“全體人民的總統”的面目出現。而他的言辭變得越來越超脫的時候，他的形象也就越來越顯得常規化了。這是不是意味著弘曆“實際上”是某種人，卻假裝以另一種人的形象出現？或者說，由於擔任皇帝這一角色心理上的需要，他的兩種身份已混合到一起，並已經被吸收為他的自我意識的一部分了呢？當然，因應形勢的需要，他仍可以從策略考慮出發由使用一種語言轉而使用另一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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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罪的界定
1768年7月下旬，炎酷的暑熱籠罩著北京城。紫禁城裡，人們開始為一年一度向夏都承德的轉移做準備。在那裡，在長城外曾是滿族人舊日家園的山丘叢林之間，有著一片按照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