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那一世紀即十八世紀之末，卻引發了法國大革命。＇18＇而在中國，則於二十世紀之初推翻了大清，並在辛亥百年之後，仍對其不依不饒。
在所有這些方面，與“傳教”問題一樣，都存在著極大的爭議。但像基督教應否東來一樣，＇19＇；其實，清朝皇帝就曾以此種見解質問羅馬教皇。）這些也都並非劉松齡個人所應負責的問題。說到這裡，我倒覺得劉松齡批評乾隆的信件，＇20＇。）顯示出一些他個人值得稱道的人品。
在中國，劉松齡似乎擁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個傳教士，傳教，是他的最高“使命”；照理，他只為傳教，別的世俗事一絲一毫不管；＇21＇但在實際生活裡，他同時又像是一名“外交官”，或“駐外記者”，向自己國家（或教會組織）報道駐在國的“新聞”，或在報章發表自己的發現；＇22＇有的時候，更像是一名“持不同政見者”；但與之不同的是，他同時也是中國的一名官員，負責“天文”等“科學”工作；有時也不免為了大清參加一些外交事務（乾隆十八年劉松齡即因迎接外國使臣“甚屬黽勉”，而被給予三品職銜）。＇23＇
劉松齡有這些思想（包括“罵皇帝”等），並不“丟人”。因此也許還擁有了特殊的史料價值（同類的也只有那些朝鮮史料）。其實，劉松齡提出這些批評，不論他的勇氣，還是內在的“道義原則”（包括他的“不同政見”、“人權思想”和銳利目光），都是很可觀的，不容隨意抹煞。
俗話說“一葉障目”，劉松齡等一干傳教士，對乾隆仍有許多沒看到的地方，但我們不能因此對外來的觀察者一概否定。如論清代政治之失，不在所謂“專制”，而在所謂“私心”，朝鮮使臣樸趾源曾說：
清人入主中國，陰察學術宗主之所在，與夫當時趨向之眾寡，於是從眾而力主之，陞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