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額，其多貯者，以次出糶，著大學士等妥議具奏。＇17＇所謂“既知初意之失”，已與“罪己詔”相去不遠，跟著政策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其時，幾乎接到一個敗報，即有一個新的決定出臺。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等議復：通計十九省應貯谷三千三百七十九萬石，較之乾隆年間定額四千八百萬石，計減一千四百餘萬石。＇18＇
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嚴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諭：
朕恭閱皇考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見批示原任浙江巡撫黃叔琳緩徵一折，備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譽，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隱微。仰見皇考聰明睿智洞達治體，朕遠不能希蹤萬一。
邇年來各省督撫，凡有奏請緩帶舊欠錢糧，朕必降旨俞允……督撫身任地方，固當愛養斯民，亦宜兼籌國計。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屬拮据，自應據實陳奏。不然，則違道幹譽之積習，與頑戶猾胥之澆風，亦當深戒而切禁之，毋謂殊恩之可以濫邀也。
乾隆十七年，諭：
所有存貯實數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資買補。其動帑委員採買之處，似可概行停止。＇19＇
隨後，米價也隨之下降並趨於平穩。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虛誇、好名之一面，日後曾於《御批綱鑑》（卷40）中寫道：
常平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曾力行之，終無實效……利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其怨者將益眾，毋寧仍舊貫而不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諭：
事當據理據實，慕虛名而為多損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則經事久而見理真，不為此矣。
乾隆初年的“糧政事件”就這樣中止了。它前後貫穿了乾隆初政十幾年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