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我朝統一寰宇，凡屬內外苗夷，莫不輪誠向化。令將所屬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仿其形貌衣飾，繪圖送軍機處，以昭王會之盛。
按照“國家視角”的觀點，這一類的努力還包括繪製地圖等，亦可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國家建設（借用西方史語言）的層面，＇30＇而與加強政府有所區分。
國家如此大規模的興舉各種新的專案，也引起了對財政支出不足的憂慮。
乾隆五年閏六月乙巳，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其凝奏，近見各省題修之工甚多，如西寧之建築，河海之堤防，此出於萬不可緩；其餘言挑浚，言修建，若不問緩急，任其開銷，勢必有虧國帑，請勅諭各省督撫，凡地方官詳請工程，必細加勘實，萬難稍緩，方準題達。
戶部左侍郎梁詩正亦奏，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多則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須一千一二百萬，入不敷出。倘有蠲缺停緩，即不足供一歲用度，須酌為裁減。各省官員毋任其增設，工程宜權其緩急。＇31＇
六月丙午，監察御史吳煒提出不同意見：近見度支之臣，有以國用不足為憂者，恐開言利之端。外則直省督撫，於民生利病、地方興舉，必有壅蔽之患。內則部臣，於應行動用帑項奏銷之案，必有阻剝刻核之虞。祈始終以寬大為懷，祗期民用之足，無以國用為憂。得旨：但恐外省大吏觀望為懷，其弊誠有如吳煒所奏者。朕甚嘉納之。
因此並未停止各地工程的興建。乾隆七年三月庚辰，御史叢洞請停修理熱河一帶行宮，以節帑金而昭聖德。上諭：我朝土木之工甚少，偶有興作，亦皆不煩編戶之差徭，不動司農之經費，斷不至於勞民傷財。叢洞身為言官，有見即行陳奏，意亦可嘉。
五月庚辰，諭軍機大臣：周學健條奏江南水利一案，朕已降旨依議。朕思從前許容任蘇州巡撫時，曾言每年若費銀二三百萬兩，自然水患可免。若果於地方實在有益，即多費帑金，朕亦不惜。
但於政策也有部分修改，八月辛亥，因廣東廣州、肇慶圍基，向來原系民修，相安無事。後經鄂彌達奏請改為官修，百姓遂以為無與己事，一切委之於官。歲歲多有沖決，百姓愈長刁頑。為籌久遠，終非長策，諭令其詳審情形，若可仍改民修，即將所見具折陳奏。
乾隆八年二月，前任兩江總督宗室德沛奏：淮、揚兩屬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間貧富不一，不能全復其舊，必須官為督率。實有民力不敷者，請依築官河官堤例，官給一半工價，一體興作。仍要官府承擔一定責任。
乾隆年間，與明清以來的大多數時期不同，清廷一面義無返顧地擴充套件了政府職能，有力地干預和支援了經濟發展事務，所費輒以億萬計，＇32＇那些龐大的規劃幾乎無一不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預社會經濟事務，也曾對財政造成了一定影響，但不管其主觀願望如何，急切間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對於十八世紀發生於中國的這一些事件，我們稱之為“共時現象”也罷，稱之為世界史裡的大事——“現代化”也罷，無論西洋傳教士，還是朝鮮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這是為什麼呢？一時恐怕很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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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實錄》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實錄》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實錄》卷172，乾隆七年六月；乾隆二年訓州縣知事親行經理，巡歷鄉村，從貴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這一指示之下，一個省級的官員可能親自巡視了多少地方。
＇4＇ 所謂“小民至愚”、“鄉愚無知”，分見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諭，《世宗實錄》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諭，《高宗實錄》卷47。
＇5＇ 見道光《遵義府志》卷16。
＇6＇ 陳宏謀：“勸種桑樹檄”、“倡種桑樹檄”，《皇朝經世文編》卷37，見彭澤益書，頁203。
＇7＇ 參見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104…108。
＇8＇ 嘉慶《達州志》卷49，引《論語·堯曰》；《論語》全句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亦可為政府勸農作一註解。
＇9＇ 《高宗實錄》卷216，乾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傳》，中華書局，北京，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