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也未能倖免，當群盜眾匪在發掘吳芮那“廣逾六十八丈”的巨冢時，意外發現這位死子公元前202年的長沙王，雖歷400多年的土埋水浸，仍衣帛完好，面色如生，猶如剛剛逝去一般，至於那隨葬的大批奇珍異寶、絲帛服飾，更是光彩奪目、豔麗如鮮，令人膛目結舌。
隨著長沙郊外無數巨冢大墓的被盜掘，孫堅廟得以順利建成。與此同時，長沙上層的大小臣僚也大大地發了一筆鬼魂財。而作為一代霸主的吳大帝孫權，在得知先父的功德碑已赫然矗立於長沙的廟堂，並得到長沙官僚進獻的奇珍異寶後，驚喜異常。他除毫不猶豫地為長沙官僚們大加封賞外，也從他們的行動中受到啟示，感到發鬼魂之財實在是一項無本萬利的好買賣。在這個邪念的驅使下，他於脆一不做二不休，詔令官兵在都城建業（今南京）郊外悄悄幹起了刨冢掘墓的勾當。當那些從墳堆裡掘出的奇珍異寶源源不斷地運往宮廷時，孫權更是精神大振，驚喜萬分，並決定將這個買賣繼續做下去，其地點不只侷限於建業一地，還要將業務範圍擴大到一切可能去的地方。主意打定，他便找來一幫臣僚專門負責打探巨冢珍寶的處所，當他得知南越國的國王趙佗死後曾葬有大量奇珍異寶並一直未被後人盜掘時，立即命將軍呂瑜親率5000名精兵，翻越霧瘴瀰漫的五嶺，在南越國故地大張旗鼓地搜尋、盜掘南越王家族、特別是南越王趙佗的墓冢。由於南越王趙佗及其後世子孫的墓冢極其隱秘，呂瑜和手下兵將於番禺城外的山崗接嶺處伐木毀林，鑿山破石，四方鑽探，在折騰了半年後，總算找到了趙佗曾孫、南越國的第三代王趙嬰齊的墓葬，並從這座墓穴深處盜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璽，一皇帝行璽，三鈕銅鏡”等大批珍寶，令孫權大帝感到遺憾的是，直到呂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嶺南返回東吳腹地時，始終未能獲取有關趙佗和其次孫趙昧的墓葬秘所，哪怕是點滴的線索。
孫權兵發嶺南掘冢覓寶的行動，再度引發了當地掘冢刨墓的風潮，當呂瑜的大軍撤出後，整個嶺南大地盜賊蜂起，無數雙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連綿的山崗野嶺，並絞盡腦汁四處訪鑿，希圖搜尋到連孫權大軍都無從探訪到的趙佗以及趙佗家族的墓葬，但讓盜賊們惱恨和失望的是，任憑他們怎樣地踏破鐵鞋也無處尋覓，輝煌的夢想無不一個個變成泡沫化為烏有。
當歷史的長河跨越千年的時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嶺南臺山一個叫黃葵石的農民，在廣州東山龜崗建房時，不經意地在其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國時期的古冢，從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銅器等多件隨葬品，同時還出土了上刻“甫一、甫二、甫十”等字樣的槨板。這一古冢的意外發現，立即轟動了廣州乃至整個中國學界，喚起了人們漸已淡忘的記憶，許多研究者認為這便是當年孫權派將軍呂瑜尋而未獲的南越國第二代王趙昧的墓冢。但有的學者在經過冷靜而深人的研究後，認為這座古冢只不過是南越國某位高階貴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國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廣州郊外的山崗接嶺處深藏未露。於是，圍繞東山龜崗古冢是否是南越王墓的問題，在中國學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論戰波及之廣，連當時最為著名的金石學家、國學大師王國維也捲了進來，從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對此墓屬於南越王的墓葬堅信不疑。
就在這場吵吵嚷嚷，各執一詞的論戰中，現代田野考古學由中國北方傳入偏南一隅的廣州，1931年廣州黃花學院的成立，標誌著嶺南地區現代考古學的盟生與開始。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宣告成立，意味著一個前景廣闊的田野考古時代的到來，而隸屬於這個委員會的考古人員，以生逢其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凌厲之氣，將南越王趙佗的陵墓列為重點調查、探尋的物件，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為期30多年的風雨變幻中，考古人員根據漢朝陵墓大多遠離都城百餘里的特點，結合現代田野考古發掘知識，判斷當年南越國的趙佗，也一定會承襲漢制，其陵墓不會建在廣州近郊，而應在稍遠的山巒深處。由此，考古人員依據這種推斷，將調查、探尋的目標重點放在了廣州城外遠郊縣區的荒山野嶺之中，並於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10年間，在廣州市郊34個地點發掘南越國時期的墓葬200餘座。但令這些新時代的考古驕子頗為沮喪的是，如此大面積地探尋和發掘，依然未發現趙佗及其子孫墓穴的半點線索。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代田野考古經驗的積累，廣州市考古人員漸漸感到過去的推斷可能存在著失誤和偏差，也就是說南越王趙佗及其子孫的墓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