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發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國的歷史事實嗎？這也許就可以回答那些勞動過密，以及過密只會使佃農更為不利的種種觀點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現象的達成，究竟是由於農民的“鬥爭”，還是地主的“讓”（情讓、忍讓），即中國傳統儒家理念作用的結果？為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與會學者（農村所、經濟所、社會學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曾為此發生了有趣的爭論。
我在調查中也遇到過訪談者（業主）說，無論豐歉，租子是絕不會收足，總歸是要減的。為什麼呢？是因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戶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絕。費孝通先生也曾寫道：佃戶可能很窮，一開口就要求免租或減租，地主則會因人道主義教育的影響，而不願意勒索佃戶。
那麼，究竟是應把它稱為“階級鬥爭”呢，還是某種“情讓”（或所謂“道義經濟”）的結果？抑或是市場上“交易雙方的一種日常性除錯”？——對此人們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爭論，也很難給出一個斷然的回答（詳見
第六章，全書共六章）。我則希望有更多的同人關心這一問題，和參加到討論中來。
三、傳統政治不能以專制概括
這一組文章主要談的是關於中國傳統政治理念的一個大問題，多為最近兩三年所作，其中一小部分曾在《讀書》（2009年第11期）上發表。
在對中國傳統三大誤讀的批判中，我的觀點看起來都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它也被我戲稱為“一個人的戰爭”。其中尤以不同意世俗的觀點，說中國傳統政治是什麼“專制主義”為甚，它可能是最違眾和受批評最多的了（一笑）。
《讀書》文章《“史華慈問題”——中國思想史上的那塊天花板》（2009年第7期），一開頭就借用史華慈的話說，中國歷史中有一個惱人的問題總是不斷出現：為什麼始終不曾出現過一個與此深層結構相異的替代品？作者（趙瑞廣）指出，這所謂“深層結構”，實際上就是中國歷史上至高無上的皇權：它“還真讓我們無言以對”，“成了我們文化的一個軟肋，一塊中國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這樣的論點可以說很有代表性，絕大多數讀者大約都能同意。但，不知各位是否想過，這樣一來，好像古代希臘倒是“典型”，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卻是“變異”的“怪胎”了。在我看來，事情也許恰應倒過來，稱中國傳統政治理念為“典範”，希臘才是“異常”。
作者以為，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不能解決這一惱人的根本性問題。但我們也可以反問，西方政治是否就能解決那些問題？或者單靠著“制度”，是否就可把它解決？比如，希特勒即曾經過“選舉”上臺；美國總統有若干行事相當“專制”，這是美國朋友的意見；義大利朋友也說：我們夠民主吧，但並未解決貪汙問題……
也許還該問問，在高談民主的人士中，又有多少曾經在國外生活過較長一段時間，從而真正體悟過實際生活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換句話說，當今世界上恐怕並不存在一種“萬靈”而“一無破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把它強安在中國頭上，或是西方頭上，以為如此就可以了，恐怕並不妥當，也可以說是一種“妄念”。
本文也不企圖解答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到底是什麼這一個大問題。只不過提議，為解答這一問題，可否反過來想一想？
自2008年以來，我們不少同人都捲入有關勞動合同法、糧食安全及金融海嘯等問題的爭論，亦發表不少言論（從某種角度來說也夠“民主”了吧），但回過頭來，也不免感嘆：如此操心勞神，卻又何必！回家“抱孩子”，豈不更好？
孔夫子曾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是不是這個道理？
當然，我這樣做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為一部分“學生”和“有緣”者破“迷”（而且是“有來學無往教”），從另一方面講，我不過是一介書生（偶遇尊龍先生，聽此介紹後戲稱我為一“快樂的書生”），空發議論，絕非干政而已。
說來說去，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就是讓大家把權力託付給“一個人”，讓他替我們“當家做主”（而不是像頭兩年所說：“大家都來當家做主”），而我等也可免除了“冒充”技術專家的煩難，“該幹什麼幹什麼去”。昔日我曾在課堂上說：要是果真全面小康和諧了，我又何必苦心研究糧食問題？專心當一個大學老師豈不更好！
因此一位同學在我的部落格上寫道：這讓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