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九月己酉諭，《高宗實錄》卷819。
（32）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諭；富尼漢雖“公然有心欺飾”（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諭）但皇上還是有幾分原諒了他，說：“東省辦理雖有過當之處，不怪汝者；以既命嚴緝，又罪過當，則外吏將何適從”（乾隆三十三年十月癸未諭）？似乎還有幾分自我批評，實際上，儘管皇上十分惱怒，但無論對富尼漢，或對這些官員來說，處分還是比較輕的。
（33） 孔飛力：《叫魂》，第284頁。
（34） 孔飛力：《叫魂》，第229頁。
（35） 孔飛力稱之為“挫折感”，參見《叫魂》，第290頁。
（36） 參見孔飛力：《從乾隆檔案研究“封建專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六十週年紀念大會論文，1985年。
（37） 彰寶摺三，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史料旬刊》，天，289；當然，這也因人而異，如直隸總督方觀承大約就是做不來的，不管是在怎樣的逆境裡（就在這一期間他因年老患病去世）。
（38） 永德摺四，《史料旬刊》，天，341。
（39） 例如，孔飛力分析劉統勳這個角色時說，他把自己包裝在一種極度熱心的外衣之下（按這一點很像乾隆十三年的傅恆），對那些真實的供詞決不照單全收，也不要讓自己受到手軟的指責，《叫魂》，第234頁。
（40）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己卯諭。
（41） 孔飛力：《叫魂》，第280～286頁，第261～262頁。
（42）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壬子諭，《高宗實錄》卷815。
（43） 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參見《論語》。
（44）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高宗實錄》卷815；二月間浙省有叫魂剪辮傳言，旋有德清縣石匠首告之案，並有杭州蕭山等處查拿各件，訊明均非實在叫魂剪辮匪徒。迨三月以後，傳言遂亦頓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參見《史料旬刊》，永德摺二，天，269～270。
（45） 孔飛力：《叫魂》，第293頁。
（46）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諭，《高宗實錄》卷146。
（47） 參見韓書瑞：《山東叛亂》，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8） 如周遠廉、孫文良等。
（49） 唐文基、羅慶泗：《乾隆傳》，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頁。
（5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辰諭。
（51） 軍機處錄副奏摺，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58頁。
（5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諭。
（5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月辛巳諭。
（54） 《高宗實錄》，卷958、959；據說，地方官諱災粉飾，額外加徵，則是乾隆朝後期司空見慣之事，參見郭成康：《清通鑑》卷131。
（5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巳；然“收成實有對半”之說，與此似亦不無矛盾。
（5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丙午諭。
（57） 據王倫義子、元帥王經隆供詞：我們早就知道王倫有謀反的意思。今年壽張等處年歲具各有收，並不荒歉。壽張縣官訪著王倫有傳道的事，才要查拿，就被入道的民壯劉煥聞知，送信王倫，遂即起事，《山東叛亂》第176頁、第178頁；明顯的，研究王倫起事和宗教活動的權威韓書瑞傾向於後者，她認為：構成成員關係的唯一原因是信仰，而不是背景，參見《山東叛亂》，第169頁，以及韋思諦編：《中國大眾宗教》，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8） 韓書瑞：《山東叛亂》，第162頁。
五、五次南巡
20．第五次南巡
乾隆四十五年，皇上開始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四十三年十月，上諭：朕於乙酉（乾隆三十年）南巡迴鑾時，因耆孺攀戀情殷，曾許以翠華再蒞。然敬念聖母皇太后春秋已高，難以再奉安輿，長途遠涉。遂諭江浙大吏，不必更以南巡為請，距今已十有四年。其顒望悃忱，自益肫切。且自前巡閱定五壩水志，以為展拓清口之準，下河從此遂免水災。嗣聞黃河倒漾，所繫甚重，因酌定挑浚陶莊引河，河成而清黃交匯處，移遠清口，不復有倒灌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