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雖然初幾頭就要開衙，可是官員們的心思並沒有收回，依舊沉浸在過節的氛圍中。 這樣清閒的氣氛，會一直持續到正月二十多，也就是元宵節之後十天，因為在正旦節放假三天，而在元宵卻是放假七到十天。 具體是放幾天，是有欽天監來定的，或許是透過某種陰陽術來確定，最後報皇帝批准。 正旦到元宵，相差不過十來日，官員們自然也不會收心，認真處理國事。 當然，像兵部這樣要緊的衙門會例外，畢竟涉及兵事都不是小事兒。 而且，各衙門也會在這段時間安排好人事值日，其他人則只是去衙門點個卯，然後就自由活動。 不過這只是大部分衙門是這樣，除了兵部外，吏部和都察院這段時間也是非常緊張的，因為他們還要忙著京察。 明代京察制度建立之前，對京官的考核主要採用考滿的形式。 但考滿制度偏重於官員在該職位所做出的成績，並且考滿三年一考，對官員三考也就是九年時間才進行黜陟。 由於考滿週期過長，對貪婪不律的官員，不能及時進行罷黜，中間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對官員進行考察，來保證官僚隊伍的純淨，京察制度便逐漸建立起來。 京察是對全體京官德行和能力進行的考察，旌別賢否，懲黜不法官吏，整頓官場風氣。 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明代首創的京察制度亦是如此。 洪武六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詔對京官三十個月進行一次考核，每考可升一等，這就是京官考滿制度的雛形。 洪武九年十二月，規定每歲一考，九年為滿。 洪武十四年十月，又對京官的考核方式，及考核週期進行了規定，五品以下京官由其所在衙門堂官對其填寫考語。 考核結果或是稱職之語，或是平常之語，或是為不稱職之語，三年為一週期，九年通考黜陟。 四品以上官員的任滿黜陟，由皇帝直接決定。 明初定製，“京官考察，即行黜陟於考滿之時”，洪武時期以考滿形式對京官進行考核，此時尚未有十年或六年京察之說。 在經歷過一段對京官無定期考察之後，至天順八年才又下旨規定，對京官十年一察。 據《大明會典》記載：“天順八年奏準：每十年一次舉行，不拘見任、帶俸、丁憂、公差、養病、省祭等項，俱公同本衙門堂官考察。” 考滿制度規定京官九年通考黜陟，而京察十年一行，京察時不少京官或已改任它職，因此京官十年一考察具有不完善性。 於是在弘治九年二月，吏部郎中黃寶率先提出京官六年或九年進行一次考察。 對此，弘治皇帝並未引起重視，自然也沒有因此就下旨。 弘治十四年七月，吏部複議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等人，重提京察週期過長，地方官員三年入京一次進行朝覲考察。 內外武職官員也要五年接受一次考選，只有兩京五品以下官員的考察十年才進行一次，間隔時間太久。 明孝宗對此也表示認同，但但依舊沒有下旨改變京察制度。 一直到弘治十七年五月，吏科給事中許天賜以災變上奏，再次請求京官六年一次考察。 由此也可以看出，利用災變請求調整國策，其實在明朝中期就已經開始，也成為改變國策的一個機會。 或迫於朝中大臣的反覆提議，弘治十七年六月，明孝宗終於下旨：“令兩京吏部各會同都察院並各衙門堂官從公考察，今後每六年一次，著為令。” 自此，六年一察制度才完全建立起來，但由於特殊情況的發生，有時並未嚴格遵守六年一察。 或因新皇帝繼位、或因發生天災異變、或因當權者排除異己的需要，都會臨時舉行京察，這樣的考察也被稱為閏察。 閏察起於正德、嘉靖時期，成為權臣傾陷忠厚之人的深坑。 京察的舉行由朝野各衙門協作進行，“部、院主持於上，吏科、河南道、考功司協贊於下”，吏部和都察院堂官從事京察的主持工作。 考功司是吏部直接負責京察的部門，主要負責京察的具體工作，科道主要負責京察前一系列準備工作，及京察後的拾遺工作，對官員的考察結果最終“以聽上裁”，由皇帝決定被察官員的去留。 南京官員的考察“俱該南京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徑自具題”，南京京官的考察不由北京部、院職掌，全權由南京部、院負責。 京察由吏部尚書主掌，吏部侍郎的職責為“主贊太宰”，協助吏部尚書工作，其職能貫穿京察的準備、進行和收尾的各個環節。 很不幸，今年發起的京察，或者成為閏察的主掌，就是剛剛回朝的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高拱。 在楊博致仕後，隆慶皇帝並未讓內閣推舉新的吏部尚書，而是直接在旨意中讓高拱掌部。 這也是高拱在回朝後並沒有急於對一些人進行報復的原因，他有的是機會可以慢慢炮製一些人。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