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是如何立國？ 那就是驅逐北元，恢復漢人山河。 而在坐穩江山後，明太祖和明成祖都是數次北伐草原，為此不惜耗盡國力又是為何？ 那是因為，在明皇眼中，蒙古人始終都是大明的威脅，他們時時刻刻不對著新生的帝國虎視眈眈。 實際上，在蒙古人被驅逐的數十年裡，蒙古人最大的目標就是捲土重來，飲馬長江。 可以說，從大明立國起，就一直把剷除草原勢力看做最為重要的任務，去全力完成。 明太祖第一次北伐是在洪武三年正月至十一月，為肅清胡元殘餘部隊而進行的大規模統一戰爭。 元惠宗自北逃上都後一直逗留在明的邊境地區，並二次南侵以圖奪回原來的大都復辟。 洪武二年六月，元惠宗遷都應昌府，和位於燕山的大都不過兩三天的馬上路程，形成了實質性的軍事威脅。 明太祖鑑於北宋末年燕山一帶在兩年之內得而復失的前車之鑑，決定北征消滅北元。 明軍此次北征，明軍大獲全勝，元朝在近塞的殘餘勢力遭到沉重的打擊。 之後的數次北伐，都是針對宣府、寧夏等明朝邊境附近殘存的蒙元勢力，逐步把靠近大明的蒙元勢力驅逐。 而在這些戰爭中，朱元璋也是想要畢其功於一役，徹底剷除北元，但是因為騎兵的機動性，雖然取得大勝，但殘餘勢力很快就能逃出明軍的圍剿。 明軍，雖然在這個時候已經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但軍隊的主體畢竟還是以步兵為主。 朱元璋發現蒙古人在草原上滑不溜秋很難聚殲後，又顧忌每次出擊龐大的消耗，所以逐漸縮小了明軍北伐規模，而明軍出擊的距離也更遠。 實際上，這個時候朱元璋雖然依舊沒有放棄徹底消滅北元的打算，可更多的還是希望驅逐，讓他們裡大明邊境遠一些，更遠一些，甚至如當年匈奴人那樣，往西方驅逐。 之後的明成祖北伐，目的其實和朱元璋類似，只不過除了驅逐北元保證帝國安全外，還有誇耀自己武功的目的。 畢竟不管朱棣如何洗，他都是靠篡位登上的帝王之位，有些不正。 就如同唐太宗李世民般，因為得位不正，所以即位初期，聽取群臣意見，虛心納諫。 對內文治天下，厲行節約，勸課農桑，實現休養生息、國泰民安，開創“貞觀之治”。 對外開疆拓土，攻滅東突厥與薛延陀，征服高昌、龜茲和吐谷渾，重創高句麗，設立安西四鎮，與北方地區各民族融洽相處，獲得尊號“天可汗”，為唐朝後來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重要基礎。 說到底，兩個皇帝其實都是一樣的操作。 大明和蒙古人的對立，可以說是發自骨子裡的。 雖然內閣閣臣都以為，就大明當下的情況是不適宜繼續維持對峙的局面，希望能緩解邊境壓力，節省軍費開支，緩解財政困境，隆慶皇帝不是傻子，當然也明白這個道理。 或許在登基之始，他並不明白大明這個家不好當，可是畢竟這麼多年皇帝做下來，其實對錢財的重要性也是深有體會。 但是他也要考慮到大明立國後對蒙元的一貫態度，如果輕易就改弦更張可能造成的巨大影響。 這就是魏廣德現在對隆慶皇帝心理的分析，既想和解又擔心國內反對之聲太盛，進而影響到自己的皇權穩固。 而在剛才，內閣幾人分析此事時，魏廣德“不經意”間就透露了這點想法。 所有表達對態度的奏疏，都是被隆慶皇帝留中，所以很有可能，最後讓皇帝下定決心的就是看那邊支援的人多。 現在聽到李春芳重提先前魏廣德的猜想，高拱只是思考片刻就答道：“此話有理，最關鍵此時若真看朝臣的意見，我等閣臣這五票算是投不出去了。 因此，我們更要拉攏每一個朝中三品以上官員和勳貴，以獲取他們的支援。” 之所以這麼說，其實高拱已經是按照皇帝召開廷議的模式來對待此事。 在明朝，處理政務主要有三種形式，分別是聖裁、閣議與朝議。 聖裁即“宸衷獨斷”，是皇帝個人進行決策，這種方式在傳統和法理上都是最重要的決策方式。 明代的內閣在初期也是皇帝的非正式的顧問機構，與以前的尚書、中書、樞密等性質相似。 之後，內閣逐漸成為正式的機構，但其主要任務仍然是為皇帝提供諮詢，協助皇帝處理政務。 明代初年皇帝經常參加內閣的集議，但自成化以後就基本上不參加了，只有孝宗還偶爾召見閣臣。 在明代，章奏的轉呈與皇帝的批答乃至於最後發抄生效，都必須經過內閣，內閣進行票擬時，閣臣要集議，即閣議，形成共識。 自英宗之後，皇帝怠政普遍，內閣的票擬成為皇帝決策的最重要依據。 雖然內閣票擬須經皇帝批紅方能成為決策，但沒有內閣票擬的中旨傳出被視為不符合程式，六科可以封駁，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皇帝只是執行了閣議的決定。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