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鑑圖說》，這書魏廣德當然知道，張居正指定馬自強等翰林編撰的書冊，做為萬曆皇帝的課本。 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聖哲芳規”講述了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之舉，下篇“狂愚覆轍”剖析了歷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禍。 這書是按照張居正的心思編寫，自然詮釋了張居正心中的帝王之道，或者說這就是他心目中明君需要具備的素質。 為了迎合萬曆小皇帝年齡的問題，全書由一個個小的故事構成，每個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圖。 書中的插圖是明代的木刻版畫，線條簡單，輪廓清晰，樸拙中帶有幾分稚趣，可愛又不失傳神，兼具欣賞性和收藏性。 所以書送到小皇帝朱翊鈞手中後，他就愛不釋手，經常翻看。 《帝鑑圖說》上部題名為《聖哲芳規》，編錄上自堯舜，下止唐宋共23個古代帝王的“其善為可法者”事蹟共81則。 下部題名為《狂愚覆轍》，共錄三代以下共20個帝王的“惡可為戒者”劣行共36則。 《周易》稱九為陽爻、六為陰爻，這上下兩部書在選取事例時分別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為數，用以區分善惡，暗合《易經》，可謂用心良苦。 對於所取事例，每一則還有一個標題，標題全部以四個字為限。 如對漢高祖劉邦，就有“入關約法”、“任用三傑”等；對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撤殿營居”、敬賢懷鷂”、“弘文開館”、“面斥佞臣”等；對秦始皇贏政，即為“遣使求仙”、“坑儒焚書”、“大營宮室”；對宋徽宗趙佶，即為“應奉花石”、“任用六賊”等。 每一則事例都有情節、有人物，內容皆出自史籍，“記載未詳者，不敢採錄”，除引錄史籍之外，各篇還附有用當時的白話文寫的講釋，有的篇目後面還間或有一些簡短的評論文字。 比如在《聖哲芳規》第17則《卻千里馬》中，編撰者就在講釋漢文帝為什麼拒絕臣僚獻千里馬的動機時評論道：“夫千里馬是良馬也，文帝以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況其他珠玉寶貝、珍禽奇獸? 不切於人主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 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正文帝之謂也。” 其評論文字之深入淺出，言簡意深，由此可略見一斑。 不過事實上，小皇帝朱翊鈞雖然曾經對這書極為喜愛，但是在長大了，真正親政以後的所見所聞，卻因為和《帝鑑圖說》差距巨大，不由得產生了懷疑，並由此推翻了以前所有受到的教育。 對張居正的這些諄諄教誨根本沒聽進耳，反而適得其反，當這位“少師兼太子太師”一死，他便全面推翻張居正倡行的新政，從此晏處深宮，荒疏朝政，並公然傳索帑藏，成為明朝又一個昏庸透頂的帝王。 不得不說，張居正為了教育好萬曆皇帝煞費苦心，可以說給了大明朝最好的教育資源。 但是也因為要求過太高，高到不切實際，讓萬曆皇帝心態逆反，反而做出了壞事兒。 魏廣德此刻聽到陳矩說兩宮太后對張居正負責編撰的《帝鑑圖說》好，心中卻多少有些嘆息。 他看過，自然知道是好書，可是這書的硬傷還是顯而易見的。 張居正主持編撰這書的指導思想十分明確，即為“視其善者，取以為師”；“視其惡者，用以為戒”。 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溯唐虞以迄漢、唐、宋理亂興衰、得失可為勸戒者，條其事百餘，各因事繪圖，系之說”，故題名為《帝鑑圖說》。 由於它圖文並茂，的確激發少年皇帝閱讀的興趣。 可是，張居正終究是文臣，是儒家思想的堅定支持者，所以難免加入一些私貨。 全書主旨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表達對儒臣群體的尊重，二是表達對儒家行為準則的崇尚。 這些故事主要包含三類主題：禮待儒臣、委任放權、徵言納諫。 所謂禮待儒臣，就是要在言行上給予儒臣足夠的尊重。 帝王身為九五之尊，本身有一系列禮儀制度用於加強其威嚴。 然而儒臣夢想的卻是在皇帝的權威不減弱的前提下，讓皇帝給自己特殊待遇，君臣相處的日常應當如唐肅宗“燒梨聯句”一樣平等友好、和諧親密。 儒臣是尤其要面子的，即使在皇帝面前，也要端住架子，而讓皇帝屈尊來尊敬我。 這種態度，可以說酸腐，也可以說春秋計程車風尚存，頗有孟子行事的風格。 因此，這本書也可以說是明代中葉的儒臣們把文官群體或儒家學說對君主的幻想與要求寫成了一份總宣言，是淋漓盡致地做了一場美夢。 為了天下太平以及儒家的大一統理想，皇帝的權威必須維護，但又沒有正式、有效的制約皇權的手段，儒臣只能選擇透過影響皇帝個人來限制皇權、保護和爭奪政治權力。 儒臣的理想是，皇帝的心意決定一切，儒臣決定皇帝的心意。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