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澤·邁特納雖然多次拒絕了“曼哈頓計劃”的邀請。可是面對如狼似虎的蓋世太保，她也只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心念至此，女記者立刻行動。經由她積累的人脈聯絡上許多歐陸著名的物理學家。 結果顯而易見。 法國物理學家弗雷德裡克·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德國物理學家庫爾特·迪布納（Kurt Diebner）、漢斯·蓋革（Hans Geiger）、奧托·哈恩、保羅·哈特克（Paul Harteck）、格哈德·霍夫曼(Gerhard Hoffmann)、約瑟夫·馬陶赫(Josef Mattauch)、喬治·斯泰特爾（Georg Stetter）…… 女記者一一確認。這些歐陸著名的物理學家，都被一個人請來了柏林。 “誰？”戰地女郎丹妮爾的表情一樣嚴肅。 “新任帝國研究委員會物理部主任和核物理全權代表瓦爾特·格拉赫（Walther Gerlach）。”女記者從密密麻麻的採訪筆記本上抬起頭：“姐妹們，這些歐陸著名的物理學家都是曾經‘第一鈾俱樂部’和如今‘第二鈾俱樂部’的成員。” 所以，與“曼哈頓計劃”相對應的“第三帝國的核武器計劃”被因為劇情衍生而加速了。 “這些物理學家中還包括漢堡大學物理化學系主任保羅·哈特克（Paul Harteck）——他也是陸軍軍械處（Heerswaffenamt，HWA）顧問。1939年4月，他和帝國戰爭部（Reichskriegsministerium，RKM）的官員接觸，讓他們留意核鏈式反應用於軍事的巨大潛力。幾乎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物理學家也向德國官方提出了類似的建議。 1939年4月，一小隊被稱作‘第一鈾俱樂部（Uranverein）’的科學家，在哥廷根（Georg-August）大學對核武器潛力展開了非官方的研究。這個第一研究小組只存在了幾個月，當時德國為了入侵波蘭，部分小組成員被徵召入伍，該小組因此而解散。 到1939年中期，柏林電氣工程集團已經儲備了大量的鈾，當時鈾被認為只不過是鐳生產過程中的廢品。該小組的科技主任尼古拉斯·里爾（Nikolaus Riehl）讀到一篇鈾可以作為核能資源的潛在原料的文章後，意識到了這些大量鈾的巨大市場潛力。於是，他聯絡了陸軍軍械處，軍械處支援他在奧拉寧堡（Oranienburg）的柏林電氣工程集團工廠建立鈾的生產設施。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Kaiser-Wilhelm Institutfür Physik，KWIP）早期實驗的核反應堆，以及戈托夫（Gottow）陸軍軍械處的測試站，為實驗用的鈾反應堆提供了鈾晶體。 1939年9月1日，‘第二個鈾俱樂部’在陸軍軍械處控制了德國核能專案之後成立。並在1939年9月16日在柏林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由陸軍軍械處顧問庫爾特·迪布納主持。受邀出席會議的人包括：瓦爾特·博特（Walther Bothe）、西格弗裡德·傅吉（Siegfried Flugge）、漢斯·蓋革、奧托·哈恩、保羅·哈特克、格哈德·霍夫曼、約瑟夫·馬陶赫、喬治·斯泰特爾。 不久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出席人員包括：考斯·科魯斯魯斯（Kaus Clusius）、羅伯特·德佩爾（Robert D?pel）、沃納·海森堡、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與此同時，陸軍軍械處有效地控制了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任命庫爾特·迪布納為主任，加緊了對核研究專案的控制。 很顯然，核研究專案不能為德國快速贏得戰爭作出決定性的貢獻，軍械處於是在1942年1月將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的控制權還給凱澤-威廉協會（Kaiser-Wilhelm Gesellechaft，KWG）。1942年7月，陸軍軍械處又將控制權讓給了帝國研究委員會（Reichsforschungsrat，RFR）。但陸軍軍械處保留了戈托夫測試站，並在顧問庫爾特·迪布納的主持下繼續研究，直到戰爭結束。從此之後，核能專案維持了‘對戰爭是重要的’的定位，並不斷得到軍方支助。儘管如此，當時研究專案的管理還是被分成了許多個領域——主要是鈾和重水生產、鈾同位素分離和核反應堆。 據說到1943年，德國已經擁有了大量放射性材料，可以設計投放系統了。1943年3月，德國為新型的V-2導彈設計了一箇中央有效載荷艙，位於靠近尾部的位置，在襲擊目標時，能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