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百年來，家族中出過兩位科隆大主教和一位美因茨大主教。
生逢自然科學和工業文明飛速發展的年代，歐洲古老的天主教傳統遭遇巨大破壞。科特萊爾密切關注著社會發展給個體帶來的普遍的精神痛苦，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現狀提出了尖銳批評。
從1850年擔任科隆大主教起，他在法蘭克福聯邦議會講道六次。題目是《現今巨大的社會問題》。在這些講道中。他解釋了聖托馬斯關於財產的理論，並把這種理論用於當下的時代。
科特萊爾的這些社會思想對後來的哈爾德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
在到達阿根廷後，科特萊爾深刻體察了當地令人難以忍受的巨大社會問題。
在一次阿根廷議會的講道中他說道：“佔有財產的和不佔有財產的階級互相對立，普遍的貧困化一天比一天嚴重。財產的權利在人民心目中已經崩潰。我們不時看到一種類似火焰的東西在這裡或那裡從地下冒出——這些是大難即將來臨的警告。一方面。我們看到對財產權利的頑固堅持，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我對財產權利的同樣堅決的否定。而我們則在拼命尋找調和這兩種極端態度的某種辦法。”
科特萊爾明確宣稱，天主教會不承認無限的財產權利。個人得到的財產應有助於增進公共福利。富人與窮人之間存在的鴻溝是由於經濟自由主義對財產的這種放任態度造成的。他指出，正是那些，擁護無限的財產的權利的人，使“財產即盜竊”這句口號含有部分真理。因此，他們也應對**的產生負責，**同樣是一種反自然的罪惡。
教皇利奧十三世毫不猶豫地稱科特萊爾為自己的偉大的前輩，並在1883年發出的通諭《近事》中給予極大的肯定。
不過科特萊爾在阿根廷的教會改革主張觸犯了當地大地主階層的利益，教會的高層也均為這一階層所把持。
1884年，也就是到達阿根廷一年半以後，科特萊爾死於一次暗殺事件。
科特萊爾臨終前告誡哈爾德，勿要怨恨那些謀害他的人，若他的死能喚起阿根廷教會內部的良知發現，那就再好不過了。
應該說，科特萊爾也並非一廂情願，他死後教會內確實掀起了一場自下而上的革新運動，但是卻被突如其來的自由主義運動所打斷。1884年，阿根廷新政府上臺後大大壓縮了教會的許可權，並意圖把學校從教會手中收回來。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內部必須把主要精力放在和政府的鬥爭中，改革之事無人再提。
哈爾德則就此留在阿根廷，經營他的叔父留下的位於聖菲省的聖方濟莊園。
以後幾年，哈爾德對於阿根廷政府的腐朽本質已經看得十分透徹，他覺得如果沒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介入，那麼這個政府只會向最壞的那條道路上越走越近。
他結識了來自德國的拉爾曼和韋貝爾，併成為前進俱樂部的主要贊助人。
庫恩領導的社會主義暴力革命爆發後，哈爾德一直是持反對態度的，不過他預感到國家將要陷於一場大的浩劫，於是開始自行在莊園裡組織武裝。
在來阿根廷以前，哈爾德是黑森大公國的騎兵上尉，他也曾在巴伐利亞皇家軍校接受過系統的軍事訓練，這為他日後的軍事生涯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1894的聖菲內訌中，拉爾曼藉助哈爾德的力量將忠於庫恩的左翼分子擊敗。庫恩死後，哈爾德和拉爾曼在革命的路線上趨於接近，於是被委任為革命軍隊的最高統帥。
哈爾德認為，在宗教思想根深蒂固的阿根廷搞**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庫恩的失敗也很能說明這一點。而且庫恩為了追求革命的成功，採用卑鄙的手段更是會給國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割裂和民族的災難。
拉爾曼和西班牙裔的工人領袖們原則上認同了哈爾德的看法。
隨後，軍隊在哈爾德的莊園舉行了著名的“聖方濟改編”。雜七雜八和用心不純的革命分子被清除出哈爾德的軍隊，最後，軍隊被命名為天主教義勇軍，其鬥爭的目標也從原來的“反帝反封”。縮小為只反對大地主階層。
1895年初。哈爾德經過一系列巧妙的行軍把部隊再次帶到了福摩薩，並攻克了省府福摩薩城。
在這裡，哈爾德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福摩薩宣言，他重申了他的叔父科特萊爾主教在生前所倡導和主張的社會正義性原則。提出在阿根廷乃至南美洲建立一個政教合一國家的願望。
19世紀早期。聖托馬斯…阿奎那的學說重新流行。使天主教理論家獲得了一套與現代國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