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施行嚴厲的懲罰。同其他農業社會一樣，中國的成年子女是大多數年老父母的唯一贍養來源。孝的義務甚至在父母入土之後繼續延伸，透過祖先崇拜——被視作影響健在的家庭成員命運的要素——的方式來關照已故的父母及更早的親屬的需要。
城市中空巢和老齡單身家庭的比重遠超過上述比例。空巢和老齡單身家庭的社會問題在城鄉表現的不盡相同。在城市，主要表現為老人的心理問題和生活照料問題。老年人因單身或家庭“空巢”而引發的心理不適現象，如孤獨、抑鬱、焦慮、煩躁等在城市已經成為比較突出的老年問題；在農村，則主要表現為的老人的基本生活溫飽問題。在農村主要以家庭為養老支柱的前提下，老人一旦喪偶或喪失勞動力，將會面臨貧困和生活無著的極大風險。
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區域經濟對外開放呈現出不同的模式。在我國經濟最活躍的東部沿海地區，先後出現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浦東模式”。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序的加快，以及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形成了“新蘇南模式”、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地處東部沿海地區的江蘇、浙江、上海，選擇開放型經濟作為經濟跨越的支點，使經濟發展*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成為中國開放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
即使政策強調共同富裕，但各地區發展水平不同，城鄉差別、內地與沿海的差距還是很大，這不能籠統而論。當然即使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差別很大，但已不是今天貧富懸殊的概念，體現的是生活水平“底線”的提高。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然是以社會財富增加為前提。專家指出，隨著國家更多政策體現社會公平，建設和諧社會，調節收入分配，即使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人均GDP的大幅度增加，必然是社會民眾普遍受益。
沿海地區富裕者相對集中，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嚴重挑戰，出現了一夫一妻多個臨時性夥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錢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稱，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結三次婚，30歲、40歲、50歲各娶一個*。廣東省婦聯曾做過幾次調查，發現該省“包二奶”現象相當普遍，整個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幾十萬“二奶”，而養妾者大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企業負責人、個體商人、以及部分幹部，少部分“二奶”還受過高等教育。對這一現象的研究始終未納入正式的科研課題，因此沒有全國性的調查資料，但可從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發現，98％以上的貪汙**案件的主角都擁有一位甚至數位“情人”，而且這並不妨礙他們同時用公款嫖娼、獲得異性*等各種性消費。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價值層面被顛覆得最徹底的還是婚姻與戀愛觀。中國女性遭遇到的種種社會壓力使她們沒有安全感，而婦女們選擇自強自立又面臨那麼大的風險，於是她們往往將自己的人生寄望於婚姻，強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這使得女子擇偶過程中出現了極強的實用主義傾向，“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幾乎成為許多婦女的共識。目前深圳還出現了一種另類的男女性關係，即一些男人不願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邊地區的工廠裡找個打工妹，給其配一個手機，在方便時隨時幽會，每次給女方几百元錢。據說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願，這樣掙來的錢比打工要高得多。婚姻的實用化與性的商品化。與此同時，女性逐漸喪失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之後，她們的受教育程度只不過是性商品資本增值的手段。九十年代媒體上出現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廳裡象貴婦、在廚房裡象僕婦、在臥室裡象*、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貞婦。”這樣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
沿海與西方接觸較早而且往來頻繁，因而受到的衝擊也較早、反應也較敏銳。中國的先賢就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因而在近現代，每當改革運動的興起或革命的發生，要變革中國傳統的社會制度，必然要變革中國傳統的家庭制度；要衝決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必須沖決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內，曾對舊的婚姻制度進行改革，並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館”、“女館”作為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維新變法的倡導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亦以日本和西方為參照，以興女學、戒纏足為其改良運動的先聲。康有為著《大同書》則以“毀滅家庭為其關鍵”，提出“破家界、為天民”的設想。其後，無政府主義者師復相繼提出“廢婚姻主義”和“廢家庭主義”。*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從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出發，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參*、教育權和婚姻自由等主張。他在任大總統期間曾下令禁止